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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水流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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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山海经》的智慧  

2012-06-16 11:04:32|  分类: 探索山海经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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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的智慧 - 静水流深 - 静水流深

《山海经》 自古以来都被称为神话之书,被认为是荒诞不经之作,司马迁曾说“山海经所有的怪物,余不敢言之也”。明胡应麟则说“山海经,古今语怪之祖”。他们不经意之间就把 《山海经》 摆在了高高的神坛上。很多人了解《山海经》 是通过鲁迅的《阿长与山海经》 ,讲的是绘图的人面兽、九头蛇、三足鸟。由于这些名人的误导,结果以讹传讹,《山海经》 几千年来就完全被当成神话了。

  其实《山海经》 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五藏山经》,这是以东、南、西、北、中五大山系为主体的地理著作,这部分只是鸟兽怪异,山川道里很难考证;另一部分是《海内经》、《海外经》、《大荒经》,这部分是图文参照的历史著作,但图像部分已经失传,其中神话传说又比较多,所以被人误以为荒诞。

  那么《山海经》 真的荒诞吗?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关于《山海经》 中荒诞的鸟兽。如《西山经》记载了太华山有一种蛇叫“肥(虫遗)”,六足四翼。这就很奇怪,哪里有长翅膀的蛇呢?但如果说这不是什么怪蛇,而是一种昆虫(六足四翼)呢,类似于蛇的昆虫,比如说竹节虫(马来半岛产,体长约26cm,收起翅膀来很像僵死的蛇)。是古人并没有昆虫的概念,没法详细区分,只好粗略的将之归为蛇类。再如《南山经》记载了亶爰山有一种野兽叫“类”,体型像狐狸并且有长毛,雌雄同体。据我们现有的常识,高等哺乳动物是不存在雌雄同体的,低等生物如蚯蚓、蜗牛、黄鳝和一些鱼类才有雌雄同体。但科技日报曾报导过,科学家发现一些雌雄同体的北极熊,初步认定这是化学污染造成的。

  那么,《山海经》 中那些千奇百怪、不可思议的生物,是不是也是出于某种原因造成的呢?实际上,随着现代科学发展,人们已经了解了一些基因的奥秘,科学试验也可以通过人工操作使果蝇的眼睛长在翅膀上;自然中如两个脑袋的蛇,四条腿的鸽子的例子也已不算稀奇。虽然难得一见与不可思议,却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其次,我们再来看一看关于《山海经》 中荒诞的山水。《五藏山经》中的山川和水道与今天的地理面貌基本上都对不上号,所以有一些学者在寻觅一番后使叹息起来,认为《山海经》 中的地理描述都是子虚乌有、胡编乱造的。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南山经》中记载了一座招摇山,紧挨着“西海”,有一条河流叫丽麆,向西流入西海。这句看似平淡的话却极度的不可思议。翻开地图册,在中国向西流的河流只有一条,那就是青海湖的倒淌河。不可思议的还在后面,检索一下《西山经》 ,“西流”出现了十余次,在《中山经》与 《北山经》中也有很多这类记载。

  这是什么道理,河流怎么会西流呢?为什么骗子会违背不在常识上说谎的原则,而说一些能令人一下就揭穿的话呢 ?河流西流的年代太久远了,5000万年前的长江是向西流入地中海的,当然现在也是有一些小河向西流的,如山东的大汶河。这也是一个至今无法解释的谜团。还有,《山海经》 中大量记载了许多“多水无草木”的地区,如《南山经》中的亶爰山 与柢山,柢山有鱼,亶爰山有兽,也就是说食物链必然是完整的,生态环境还能维持,但怎么会无草木呢?在排除干旱与严寒的原因之后,我们陷处了困境,《山海经》 中所描述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为什么大地一片荒凉,是发生过化学污染还是大爆炸?

  再次,我们再来看一看《山海经》 中最荒诞不过的故事。我们耳熟能详有刑天舞干戚、夸父追日、黄帝战蚩尤、精卫填海等等。对于这些故事,想要剥去它们的神话面纱是很难的,但不妨投机取巧一下,来分析一下和它们并列记载的“怪异故事”,看看能得到什么启示。《海内西经》记载,危是贰负的臣子,两人合谋杀死了窫窳,帝就将危囚禁在疏属山,铐住他的右脚,反绑着他的双手和头发,吊在树上。这个看起来普通的刑罚故事,似乎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晋朝的郭璞讲过一个故事,说汉宣帝之时,从石室里挖出了一个人,“徒祼被发,反缚,械一足”;一问怎么回事,群臣都不知道,刘向就说了《山海经》中危就是这么被帝所杀的,当时宣帝大惊,于是一时人人争学《山海经》。

  透过这个故事,我们了解到两个要点:一、这是个普通的刑罚记载;二、这个故事有很高的可信度。再回过头来仔细看看《海经》与《荒经》,我们可以发现其记载的绝大部分都是关于死亡的故事。如“女丑之尸”“据比之尸”“夏耕之尸”等,以及“刑天舞干戚”“夸父追日”故事,记载的也仍然是刑天与夸父的死因、死状与死处。可见《海经》与《荒经》有着严密的逻辑与非常强烈的意图,它们就是专门记载这些人物死亡的故事的。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造成《山海经》的荒诞的概念。比如前面所提到的,由于古人没有昆虫的概念,他们可能会把一种昆虫归入蛇、鸟或兽类,这是其概念模糊所造成的。再来看一个令人捧腹的例子,《山海经》中提到一个枭阳国,说那里的人人面长唇,黑身有毛,反脚后跟,人笑亦笑。这段描写精彩而至关重要的话,令我们可以毫不困难的看出,这就是黑猩猩或类人猿。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山海经》的作者是把这些黑猩猩当“人”的,并且认为他们的群居方式是自成一“国”。显然,在《山海经》的作者眼中,黑猩猩与人是平等的,而且在《山海经》中这是个普遍的现象,为什么他们的观念会如此奇怪?在初民眼中,到底什么才叫做“人”呢?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山海经》中经常提到一些“人面蛇身”“人面兽身”的怪物,我们千万不要认为“人面”就是“书生”或“美女”般的脸,因为那可能就是如同黑猩猩般的面孔。还有“人手”“人足”“人舌”也一样,同样不要想象成一只怪物长了和人一样的手脚或舌头。如“黄山,有鸟焉,其状如鸮,青羽赤喙,人舌能言,名曰鹦鹉”,这个“人舌能言”显然并不说鹦鹉长了人一样的舌头,而是指鹦鹉的舌头像人一样的灵巧能说话。这是初民的词汇缺乏所造成的,他们只能用一些简单的类比描述来代替形容词。至于其他“人面龙身”“人面鸟身”也是如此,并非那种怪物真长了龙或鸟的身子,而是初民们需要一种特殊的形容词来描述,比如灵巧、尖利、圆滑、细长、毛茸茸等,只是我们后人的想象力与惯性思维将之神化了。

  通过以上简略概述后,我们应该对《山海经》有了一个新的客观认识,那么现在让我们重新深入探索这部“千古奇书”吧!还它一个本来面目,澄清千年来人们对它的误解和迷信。

一、《五藏山经》概论

  这是一个艰难的问题,海内外学者关于《山海经》的地理研究众说纷纭,有“云南圈”、“两河流域圈”、“中国圈”、“亚洲圈”、“世界圈”等多种说法。随便举个例子,《山经》中列举了大量流入海洋的河流,有的流入东海,有的流入南海,有的流入北海,可是竟然有的河流向西流入西海。我们翻开今天的世界地图,看看有几条西流的河流呢?中国只有一条倒淌河向西流入青海湖。而《山海经》的作者似乎毫不觉得河流西流是件什么异常的事。
  “南山经之首曰鹊山。其首曰招摇之山,临于西海之上。丽麆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海。”(《南山经》)“崦嵫之山,苕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海。”(《西山经》)“騩山,是錞于西海,淒水出焉,西流注于海。”(《西山经》)诸如此类,在《山海经》中河流西注于海很平常。更不可思议的是,检索一下《西山经》,“西注”出现了十余次,《中山经》中出现了五次,也就是说,有数十条河流是向西流的!西北流的河流《山海经》中记载的也很多。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呢?如果《山海经》的作者在说谎,他为什么会采取这样一种明显违背欺骗原则的拙劣方式呢?在中国地域内,河流西向的年代太遥远了,5000万年前的长江是向西流入地中海的。根据现有的地理学常识,最近的地质变迁年代恐怕也要几万年前,如台湾海峡,在4万年前东海大陆架是一片滨海平原,在3.3万年前后,大陆架被海水淹没,又过了3000年,发生海退,经过1.5万年的变迁,海平面到最低点,比现在低130~160米,随后海平面再次上升,在7000年前,海平面接近了现在的高度。也就是说1万5千年多年前的海岸线比现在偏东600多公里。如果《山经》记载的是真实的话,那它记载的绝不可能是在7000年前,而是更久远的以前,因一次地质变迁导致了我们查无对证!

  这并不是最离奇的,前文提过在《东山经》中记载了“犰狳”这种动物,如果你看过美洲犰狳的话,你就绝不会怀疑《山海经》中的描述,它不但体型像兔子,而且那对长耳朵更像。也就是说《山海经》描述了一种美洲特有的动物,它在亚洲根本并不存在。是我们的祖先千里迢迢去了美洲考察?还是美洲、亚洲连在一起的时候就已有了《山海经》?必须承认这很荒诞,因为它违背了我们的常识,但它并不是对常识的唯一的挑战。

  2004年5月7日,美国《科学》杂志刊载,德国法兰克福森肯贝格研究所的昆虫学专家格里德·迈尔发现了3000万年蜂鸟的化石,地点在德国海德堡南部的弗劳恩维尔。近代蜂鸟只生存于美洲,即便美洲蜂鸟最早的化石也不过才100多万年。迈尔说:“3000万年前的蜂鸟和欧洲蜂鸟在结构上基本相同。”这意味着美洲蜂鸟与欧洲蜂鸟同宗!蜂鸟怎么能从欧洲迁徙到美洲或从美洲迁徙到欧洲呢?你千万别以为这样的小家伙能飞越大西洋,而如果飓风能把蜂鸟从欧洲吹到美洲,那应该一样也可以把它吹到亚洲。

  我们的常识是,2亿年前盘古大陆就已经分裂了,但无论是《山海经》还是蜂鸟化石都在向这个时间表发起诘难,我们的地质学也许到了该修正的时候了。一直以来,学界为了维护这个“错误”的盘古大陆分裂时间表,不惜提出种种“陆桥”传说,如阿瑟·格雷提问道:“亚洲东部的植物种类与远隔太平洋的北美西部植物的相似程度反而不及前者,这是什么原因呢?”再如鬣蜥科在亚洲南部和大洋洲最丰富,非洲和欧洲则较少,鬣蜥科有不少和美洲鬣蜥科相对应的成员,也有一些非常独特的类型,分布于亚洲南部和大洋洲的长鬣蜥与美洲鬣蜥亚科的成员却非常相似。学者们只好假设出亚洲、大洋洲与美洲之间存在陆桥。陆桥成了学者们的救命稻草。但中国、日本和北美等地都产有相同的新生代(距今7000万年前)的淡水鱼化石,淡水鱼当然不能横渡太平洋。

  蜂鸟、淡水鱼、犰狳、鬣蜥、植物等这种种证据,都已经对盘古大陆分裂的时间表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否则我们只好接受蜂鸟飞越大西洋、淡水鱼横流太平洋、中国人几千年前就去过美洲大陆、美洲西部的植物种子飞到亚洲却飞不到美洲东部等等荒唐的答案。真的,盘古大陆分裂的时间表很荒诞。  

  我们再来看看《山海经》中所记载的关于“多水无草木”的不可思议的景象。这是出于什么原因呢?为什么食物链完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下,却会有山有水而无草木呢?我们知道,1945年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留下了地面核辐射的严重隐患;人们惊讶的发现,爆炸中心的周围区域,动植物几近绝迹,唯独竹子活了下来!在大江健三郎的《广岛札记》与收集的回忆信件中,记载了当时核爆后“还有活着的鲤鱼在水中游”“烧掉羽毛的燕子已不能在天空飞翔,只能一蹦一蹦的在地面上走。”答案是可怕的,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一种类似核爆般摧毁一切的力量,使得植物大面积死亡,而幸存的生物也受到了辐射影响而异化。另一种假设是干旱或大洪水,使得植物大面积死亡。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强烈的干旱、洪水或大爆炸之后,植物又会慢慢复生,且长得更加茂盛。那么《山海经》所记载的,是否正是这样一个大灾难之后、万物刚刚开始复苏的年代?

  那么在《山海经》所描述的年代,当时的人又是处于什么样的社会状况呢?这是个极宽泛的题目,也没有办法精确求证,但我们可以试着从《山经》庞杂而只鳞片爪的描述中来浏览一下当时的社会概貌。

1、《山经》描述的是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大踏步前进的时期

        首先,《山经》叙述的范围相当广大,除了未提及的南海以外,东海、西海、北海、渤海都在尽述之中。如此广大的地域应该存在着许多民族,各民族方言、文化、经济、社会结构等状况在《山经》中却都没有描述。相反,《山经》显得没有任何民族观念,完全是依地域来划分,如《北山经》记载,神、民生食不火之物,很明显就是描述一个野蛮落后的地区,非常有可能是一个边远民族。《山经》所记载的是一个人类与犀象共舞的年代(犀象、兕、牦牛共同出现的地方是在《北山经》和《南山经》),还是一个人类穴居的年代(如西王母)。三个疑点:不会使用火、与犀象共舞、穴居,这只能是原始社会才有的特征。所以要么《山经》的作者是真实的记述,要么他对原始社会的理解博大而精深到不露破绽。

  另外,《山经》中特别记载了穴居现象,这是个孤零零的例子,倘若那个年代的人都是穴居的话没必要特别记述,或应该被更广泛的记述。只可能在大部分人已经“巢居”或学会盖房子了,但仍有少数边远地区民族仍处在落后的穴居阶段时,才会有这样的特别记录。《山经》所记载的社会面貌很复杂,生产方式多样并存,如狩猎、捕鱼、采集、农耕,在《中山经》(可能就是中原)中记述的农耕是相当发达的,对野兽的记述相对较少,而其他经文则非常详尽的记述了禽兽、水生物、植物等的类别,这对狩猎、捕鱼、采集是相当有帮助的。在《山经》中频繁的提到“食之”,这就是狩猎经济的明证。对于农作物的描述《中山经》更丰富一些,其他地区相对薄弱,可见这是一个漫长的由狩猎经济向农耕经济过渡的时期。

  祭祀是一个最能体现当时生产力水平的活动。祭祀讲究的是尽其所能,他有馒头不会用窝头,有精米不会用粗粮。我们知道的祭祀通常是以村寨为单位来进行的,在《山经》中我们看到的祭祀活动则大约是以山脉来划分的,每次《山经》都有特定的祭祀方法,特殊的山还要特殊的祭。以《南山经》为例:“其祠之礼:毛用一璋玉瘗,糈用稌米一璧,稻米,白菅为席。”意思是:用璋装着毛物埋了,精米选用糯米,席子用茅草(已经会编织了,尽管可能还很粗糙)。在《山经》里记载了大量的铜铁,那时候铁器没有多少应用的可能,但青铜器的历史已有几千年了啊,为什么不用青铜器做礼器,而要用璋、璧呢?众多祭祀的描述中都多有对“百瑜”“百珪”“百璧”等玉器的描写,却丝毫没有青铜器的影子,这是怎么回事呢?

  20世纪80年代初,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遗址的古墓中出土了红铜铃铛,用C14测定,约在公元前2085年。90年代初,平陆县坡底乡商代的早期祭祀遗址出土了一批二里岗时期的铜器,有大方鼎、圆鼎、爵、觚和铜斧。这说明商周时期祭祀普遍使用青铜器,而《山经》的祭祀却确确实实停留在“以玉为兵”的石器时代。《山经》知道铁,却不会用铁;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出它同样知道铜,而不会用铜。否则青铜容器会大量生产出来,淘汰脆弱易碎的玉器。

   《山经》中也没有提到养蚕这回事,但《皇图要览》中记载“伏羲化蚕,西陵氏(黄帝之妻螺祖)始蚕。” 真伪虽无法考证,但显然养蚕的历史开始得是很早的,可见《山经》的时代还早在养蚕开始之前。《山经》中描述的生产力还相当低下,从祭祀看,他们显然还没有如后来《周礼》中那样严格的规则,只停留在很简单的规则上。但《山经》记述的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社会,他们开始提出“郡、县、邑、国、天下”的概念,也就是说某些发达地区虽还没有出现城市,但交通已发展起来,能接触到外界且社会财富也增加了,剩余物品越来越多,氏族内贫富分化开始出现,那些发达地区的原始氏族公社制度正走向解体边缘。

2、《中山经》地区的文化是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的

  原始社会的战争(我更愿意称之为“冲突”),在私有制尚未完全确立之前,起因不外乎争夺猎物、争夺资源或争夺女人。《山经》中并未直接表现战争,只是在空难的征兆方面偶有提及或在祭祀中稍有体现。如“小次山,有兽焉,名曰朱厌,见则大兵。”(《西山经》)“槐江山。有天神焉,见则其邑有兵。”(《西山经》)“蛇山,有兽焉,名犯狼,见则国内有兵。”(《中山经》)“熊山,有空焉,夏启而冬闭,是穴也,冬启乃必有兵。”(《中山经》)而在《南山经》、《北山经》、《东山经》中却没有这样的例子,只有“可以御兵”的动物。而《西山经》、《中山经》的这些征兆则体现了那个时代是必然存在“战争”的。

  《中山经》中有对祭祀规则的详细描述,其中提到了“干儛”,就是操着盾牌起舞,这显然是一种兵舞,在祭祀山川的时候跳,这是非常符合《山经》的情况的。《山经》中似乎只有“干儛”这一种舞蹈,不存在为后世孔夫子所挑剔的“韶舞”与“武舞”的“雅”与“不雅”之分,而且这种舞蹈仅局限于《中山经》一带,其他地区则没有。也就是说《山经》中的“干儛”还处于萌芽阶段,还没有传播到其他地方去,可见中山文化是比其他地区更进步的强势文化。此外《中山经》中记载了祭祀上用的“蘖酿”与“馐酒”,显然是一种农业发达后的伴生物;类似的描写在《中山经》中有六次之多,在《西山经》中只有一次提到“汤其酒百樽”,其余南山、北山、东山皆无酒,这再一次表现了中山地区的经济与文化优势。同时,“部落冲突”在中山与西山的普遍存在,显示了《中山经》与《西山经》中记载的原始氏族制度正处在崩溃的边缘,有相对过剩的粮食就有相对过剩的财产,私有制的萌芽已经出现,并预示着奴隶制度马上即将来临了。

二、动物卷杂论

   初民的词汇并不丰富,他们缺少很多名词和形容词,所以他们的文字有时很模糊。可以说《山海经》的文字是可信的,它的描述绝大部分也是客观的,不过是因为词汇的缺乏造成了大量难以理解的类比和拼凑。我们要注意不要用惯性的思维方式与想象来看待《山海经》中的描述,否则会容易就会扭曲作者的本意。比如“余峨山。有兽焉,其状如莬而鸟类喙,鸱目蛇尾,见人则眠,中犰狳。”《说文解字》中“莬”通兔,“鸱”是一种猫头鹰,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外形像兔子,但嘴像鸟,眼睛像猫头鹰,尾巴像蛇的动物。光凭想象你可能以为是什么奇形异状的怪物,其实作者想要描述的只是这几种动物身上的某种特征,好像鸟类的尖嘴巴、猫头鹰的圆眼睛、蛇的细尾巴。我们知道,犰狳,贫齿目犰狳科,尖嘴、圆眼、细尾,身上有甲,每当遇到危险便会将全身缩成球状,这不正是唯妙唯肖的“见人即眠”吗?再看“谯明之山。谯水出焉,西流注于河。其中多何罗之鱼,一首而十身,其音如吠犬,食之已痈。”我们知道,章鱼有八只足,乌贼有十只足,八只短足围口而生,两只长足主要用来捕食,称为捉足。所谓“一首十身”也许是先民对于身子与足的概念混乱造成的,这里描写的很可能就是一种会发声的乌贼。

  还有,关于“九条尾巴”,许多人都认为这是初民的神化,是不足信的。但是我们知道低等两栖动物再生能力都比较强,比如和大鲵同类的“蝾螈”,这种生物尾巴断了大都可以重新再生长出来。也许所谓“九尾”并非实指数字,而是形容其尾巴的再生能力之顽强。像我们的俗语说“猫有九条命”,但猫真的有九条命吗?当然没有,这只不过是形容其生命力之顽强。还有关于“两头” “三足”的描绘,我们其实也可以从现实的动物基因畸变中找到相似的例子,只是《山海经》中的畸变似乎更为奇特。

  在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由于初民没有对昆虫的概念,可能会将之归为蛇类或鸟类,基本上当我们看到“六足四翼”   时,可以将之归于昆虫一类。如 《西山经》中所载:“天山 …有神焉,其状如黄囊,赤如丹水,六足四翼,浑敦无面目,是识歌舞,实为帝江也。”如果我们无法挣脱我们的惯性思维,看到“有神焉”可能是“有虫(神通“申”,与“虫”字相近)焉”之误,就容易被《山经》作者混沌的概念与模糊的词语所栓住,而感到浑不可解。一旦明白了帝江“神”实则是一种昆虫,那瓢虫的形象就再明确不过的显现出来了。也许你会觉得它太小,但其实我们翻开古生物史看一看就知道,远古时的昆虫是很大的,石炭纪的蜻蜓远祖化石,展开翅膀足达0.76米!三迭纪的蟋蟀远祖化石有15厘米。当然《山海经》记载的年代不会是三亿年前,但这种巨型昆虫的确是存在过的。许多我们的惯性思维所无法理解的怪物,也许就是某种巨型昆虫。

  当然,也有一些怪兽是我们无法解释的,这无需避讳,如《南山经》中记载了一种水中兽,状似雕,有角,食人,是为蛊雕。我们的生物学中却没有有角动物吃人的记忆,比如非洲野牛,异常凶猛,能撕碎狮子,但却是吃草的。对这样的怪兽,我们只能估且存疑了。

  《山经》作者对于鸟、怪鸟、神鸟的区分态度明显与我们不同,先来看一下几个《南山经》的例子:“丹穴之山,其上多金玉。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凰,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旄山之尾。其南有谷,曰育遗,多怪鸟,凯风自是出。”“灌湘之山,上多木,无草;多怪鸟,无兽。”凤凰在我们眼里绝对是神鸟《山经》了,而《山经》作者却不认为有什么异样,也就是说《山经》作者看待鸟与怪鸟是有区别的。

  凤凰和麒麟是被孔老夫子神化的,麒麟被杀了,孔老夫子气得连书都不编了。其实《山经》作者对凤凰的描述倒很朴实,说其形状就像鸡,只不过身上有五彩纹,至于后面加了几个莫明其妙的“德、义、礼、仁、信”,说穿了也不过是对凤凰身体各部位的花纹下个定义罢了。孔老夫子及后来的人们则认为凤凰很神,因为凤凰是吉祥鸟,“见则天下安宁”。

  其实这也不难解释,在古代甚至远古,人们的生存环境是非常恶劣的,不仅要防备野兽的袭击,还要防备人类的互相残杀,更要防备大自然的灾变。危害最大的莫过于兵灾,其次就是自然灾害。比之人为灾害,自然灾害更复杂难测。各种各样的灾害令人提心吊胆,人们在无奈之余也开始想要预知这些灾害。最常见的预知法莫过于俗谚了,如震前动物的预兆就是预测地震的土方法。《山经》所做的很大一部分努力就是在灾民的预知上,如:“长右之山,无草木,多水。有兽焉,其状如禺而四耳,其名长右,其音如吟,见郡县大水。”(《南山经》)我们知道蚂蚁有预报洪水来临休息的作用,每当洪水欲来时,它们便摆开“一字长蛇阵”,搬迁到安全之地。那么这种类似猴子似的动物长右,是不是也有预知洪水的能力呢?《山经》中的各种动物,有的能预知旱灾,有的能预知火灾,有的能预知兵灾、风灾,那么凤凰之种鸟能预知“天下安宁”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山经》的作者只把凤凰当作一种普通的鸟,却认为另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怪鸟。旄山、灌湘山都有怪鸟,这些怪鸟都是既没有名字又没人见过的“未知”的鸟。《山经》的作者很诚实的承认了自己并非无所不知,对于这些见都没见过的鸟他只能以“怪鸟”来概括。对于其他的“怪鱼”“怪兽”也是如此,对于自己不认识的古怪动物,他会很诚实的自认不知。面对众多三头六臂、六目四耳的动物,《山经》作者却告诉我们这些都没什么奇怪的,还有比这些更奇怪的动物存在,也许是躲藏得太深了,令人无法发现,或干脆就是无法用言语来描述的。于是《山经》的作者发出一声感叹:“自密山至于钟山,四百六十里,其间尽泽也。是多奇鸟、怪兽、奇鱼,皆异物焉!”我们也只能随之长叹,不知所言了。

  “龙”对于中国人来说太重要了,中国人自来自称为“龙的传人”,古代帝王总自命为“真龙天子”。但在《山海经》中看来龙却似乎显得毫不稀奇,与猪、牛、马差不多。仔细看看《山海经》,在《五藏山经》中描绘了许多奇珍异兽,但却没有对龙的特别描述。《山经》作者为什么大张旗鼓的描述鹦鹉、犰狳、凤凰之类的动物,却对鸡犬猪羊、虎豹龙蛇漠然视之呢?是否因为“龙”正如鸡犬猪羊、虎豹蛇般是很常见的动物,没有特意去描述的必要?其实《山经》中还是经常提到“龙”的,但不是作为一种专门的描述对象,而是作为一种简单的类比对象出现的。比如:“其神状皆鸟身而龙首”“其神状皆龙身而鸟首”“其神状皆人面而龙身”,这样的类比非常多。

  我们知道,类比有一个原则,即用最常见的动物来作类比对象来方便理解,否则用一种很少人见过的东西来类比只会令人更加难以理解。《山经》作者不厌其烦的在向人们指点描述各种山神动物,如果说得令人无法理解岂不违背了自己写作的本意?所以他会用“龙”来比喻,正说明了龙的常见、普通。这里的“龙”绝不是后来的人所形容的那种“能升能隐、能大能小、见首不见尾”的神奇动物,而是与鸡犬猪羊、虎豹蛇般普通无奇的动物。你也许会问,那么“龙”到底是什么呢?其实这没必要回答,也许今天我们身边就有着大量的“龙”存在,如同鸡犬猪羊、虎豹蛇一样,只不过换了个名字。

  终上所述,《山经》中的绝大部分怪异生物都是可以理解的,或因为词汇缺乏、拼凑类比模糊造成了误解,或因为概念不明确,将昆虫当成了鸟兽,或因为基因突变真的生就四首六足、雌雄同体等等异形。总体来说,《山经》对于动物的描述是真实可信的,只是我们对其中一小部分还无法解释。难点在于,大量存在的生物变异、已经灭绝几万年的长毛犀牛、美洲独有的犰狳,这些都在向我们展示一个诡异的年代,似乎我们的祖先比我们想象的要古老得多,而且见识也要宽广得多。

三、地理卷杂论

  《五藏山经》记载的山脉地理,像天书一样困扰着人们,要想按照今日的世界地图去考证,那是徒劳无益的,因为山经所记述的世界,早已经变得面目全非 ......


 

  在《南山首经》中,距离西海1350里的地方有一座柢山,“多水,无草木。有鱼焉,其状如牛,陵居,蛇尾有翼,其羽在鱼去下,其音如留牛,其名曰鲑,冬死而复生,食之无肿疾。” 所谓“冬死而夏生”显然是一种冬眠现象,说明这里是一片寒冷之地。《南次二经》也有这样的现象:“有兽焉,其状如人而彘鬣,穴居而冬蛰,其名曰猾里,其音如斫木,见则县有大繇。”这也是冬眠,可见《南次二经》也在寒冷地带。在《南次三经》中倒没有找到冬眠迹象,但也并没有必要去找,因为《南次三经》离渤海非常近:“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又东五百里,曰发爽之山。浵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

  天下虞山往东500里是祷过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犀、兕,多象。浪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这句话很普通,却实在令人惊愕!先来说象!现在的象分亚洲象、非洲象两个种。亚洲象分布在亚洲南部和东南部的热带雨林、季雨林地区;而非洲象则在非洲东部和中南部的稀树草原地区。那么我们就会有疑问:渤海北面有“象”?对于北方人来说,在动物园里见到大象很平常,但人们也知道,这种象独自过不了冬,比如长春的动物园就得搭设暖棚、地炕,还得放上暖气片。那么也许有人会说,这个渤海也许不是今天的渤海呢?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但我知道大象曾经遍布整个北半球,比如长江以南的剑齿象、甘肃合水的黄河古象、陕西榆社的桑氏剑齿象,还有一种就是猛犸象。但这些都已灭绝了,在几万年前几十万年前都已灭绝了。在哈尔滨、大庆、长春都挖掘出过猛犸象的化石,它们存活于两万年前!但《五藏山经》怎么会记载在北方早已灭绝的大象呢?

  接着来看犀牛,1973年在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考古学家首次发掘了距今约6000多年的犀牛遗骸。犀牛在《吴越春秋》《竹书纪年》中都有记载,如“夷王六年,王猎于社林,获犀牛一以归。(《御览》八百九十引《纪年》:‘夷王猎于桂林,得一犀牛。’)”但长期没有找到犀牛的遗骸,所以学术界曾有过一个观点,犀牛在一万年前的中国就已经灭绝了!虽然找到犀牛遗骸是件令人兴奋的事,证明了中国有过犀牛,古人没有撒谎,但那是在浙江,而不是在东北,不是在渤海北面!

  其实犀牛和大象一样,现存的都是热带物种,曾经的犀牛和长毛象一样,都在北方生活过,俄罗斯有过一种长毛犀牛,不过它们生活在五十万~十万年前。《与兽同行》是BBC的一部纪录片,讲述的是远古动物变迁,似乎跟《山海经》根本拉不上关系。不过第六集《长毛象之旅》讲述的情景,简直就是《山经》的电影版。这部纪录片是基于相当严格的科学实证,却与荒诞不经的《山经》讲述的几乎是同一内容。《山经》中没有BBC的特技与推理,只是很自然地记述了当时的生存环境。《南山经》记述了在渤海附近生存着犀和象,《北山经》记述了兕和牦牛生活在一起,《南山经》《北山经》所记载的都是北方,这些必然是长毛的犀和象与人类生存在一起,这个情景在《长毛象之旅》中被演绎得活灵活现。

  不同的是,《长毛象之旅》假定的是三万年前,而《山经》的中山经地区已开始了农耕作业,迄今所知,农耕作业的历史还不到一万年;也就是说《山经》所记述的年代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渤海北部还存在着犀和象,二是农耕文化已经出现。这个年代是无法精确断定的,但可以近似的划在一万年前至八千年前(第四纪冰川末期)。在一万五千年前,海平面降至最低,比现在的海平面低130~160米,那时的东海大陆架、渤海都是一片大草原,直到7000年前才达到现在的高度。也就是说一万年前的地理面貌与现在是大相径庭的,如果按《山经》所描述的山脉趋势来与现在的世界地图对号入座,那一定是荒诞不经的。其实用同样的眼光去衡量《长毛象之旅》就会发现这部科学实证的片子简直破绽百出(比如里面的人物居然穿上了“丝麻”制衣物),而被怀疑为伪作的《山经》却经得住百般挑剔。

  根据以上对犀象的分析,我们知道《南山经》在一个寒冷地带,虽然寒冷,但它并不一定在北方,因为《山经》记述的年代很接近第四纪冰川期,或者更早。既然《南山经》可能在北方,那么《北山经》在南方吗?似乎看不出这样的痕迹。北山经三条山脉基本上都是由南向北的,而且跨度非常大。北山首经在“冬夏有雪”、“牦牛”普遍存在的情况下,它记载的不可能是热带地区,只可能是从高原地区或从寒带地区向南延伸5490里。北次二经也是如此,“狂山,无草木,是山也,冬夏有雪。”“姑灌山,无草木,是山也,冬夏有雪。”两座相隔千里的山脉都是冬夏有雪,也就是说北次二经处在非常辽阔的高原上或纬度跨度非常大的寒带上。

  再看看北次三经,它的奇特之处在于它奇长无比,“凡四十六山,万二千三百五十里”。这是《五藏山经》中最长的一列山脉。如果用汉尺估算,从太行山到北冰洋之间的距离也不过4500~5000公里。难道古人真的走到北冰洋了?那倒也未必。因为北次三经从太行山出发先向东海前进,北次三经中提到了“发鸠之山,有鸟焉,名曰精卫。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可见发鸠山离东海不会很远。也就是说,北次三经从太行山向东至发鸠山然后折向北方(当然有不少向东北方向前进的)。综合一下就是,《北山经》基本都坐落在寒带。

  比较一下《五藏山经》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北山经》是一片蛮荒之地(其山北人皆生食不火之物),《东山经》和《南山经》则几乎是一片不毛之地(绵延数千里,有草木的山都不多),《中山经》则可称鱼米之乡(富庶得不得了),最奇怪的就是《西山经》了,我只能用一种顶礼膜拜的心情来形容它,这简直就是人间仙境。

  先从《西山经》中最神奇的昆仑山开始说吧。对昆仑山的探求是数千年来中国人的梦想,从汉武帝开始,到近代的学者如苏雪林等,都对其下过无数功夫。昆仑山在哪儿?我不知道,不过可以找一些有点线索的山来看看。“太华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广十里,鸟兽莫居。有蛇焉,名曰肥(虫遗),六足四翼,见则天下大旱。”这是《五藏山经》中唯一记载有高度的山。“五千仞”按汉尺来估算在6000米以上。疑点很多:一、为什么五藏山经中只有这座山才记载了高度?二、这个“五千仞”是垂直高度(海拔高度)还是斜坡长度?三、为什么鸟兽莫居的地方却有六足四翼的昆虫?

  如果太华山的高度是估测的,随口胡说的,那么其他的山为什么没有估测高度?如果太华山的高度是精确的,那么其他的小山为什么不精确测量?这都不可能,古人没有能力精确测量,但古人也没有信口开河的沽测所有的山,他们相当老实。那么,他们是怎么莫明其妙的知道了太华山的高度的?有一个最简单的解释,那就是传说或别人告诉他们的。谁告诉他们的?只能是禹那样有知识的人。假设你去非洲领导土著,土著们普查地理时,发现了一座非常高的高山,很惊讶,你可能就会告诉他们那座山的高度,而其他小山的高度,则未必都记得清。至于那种高山上会有昆虫(在海拔6000米以上的地方,昆虫能生存的确是个奇迹),我们可以找来一个牵强的例子:在青海省囊谦县,距离县城20公里的尕布罗亚果山海拔5214米,终年积雪不化,那里有一种闻名世界的特产--冬虫夏草!通俗的来说,冬虫夏虫就是真菌寄生在蝙蝠蛾的幼虫上,冬天还是虫子,夏天死了就变成了草。

  《山经》被人诟病的地方很多集中在西山经,主要原因就是西山经出现了大量的韵文,如“其原浑浑泡泡。爰有嘉果,其实如桃,其叶如枣,黄华而赤柎,食之不劳。” 诸如此类的韵文不胜枚举,用得比诗经作者还好,所以有人指山经是伪作,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但要注意,这些韵文只集中出现在西次三经中,也就是昆仑山脉中。帝、西山母、诸神集中的出现在这里,无数神奇的物种、神鸟怪兽也集中出现于这一地带,“多怪鸟兽”“无物无不有焉”这类感叹层出不穷。

  这样神奇的地界用诗化的语言来描述可能是后人补缀的,当然最可笑提,在西王母所居的玉山,向西四百八十里,“曰轩辕之丘,无草木。”也就是说西王母住的地方并不是骄傲得不得了,而是与不毛之地紧挨着。也可以这样说,西山经的作者在竭尽全力描述西次三经神奇的世界的同时,并没有忘记自己实话实说的职责。如果由我来伪作西山经,我一定把西王母所居附近之地也描述成人间仙境,以彰显西王母的尊贵。但山经的作者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记载,在轩辕之丘西三百里,便是“万物无不有焉”的积石山。

  关于《东山经》的地理位置,似乎没有明确的特征指示其方位,无法确定它在东方还是西方,南方还是北方(里面偶尔会提及渤海)。在蛛丝马迹中,我们找到了一个极端古怪的例证,即前面提到的关于犰狳的描述。很多人认为犰狳可能是一处穿山甲,实际上穿山甲怎么看都不像兔子,既没有兔子一样的长耳朵,体型差距也太大。如果承认《山海经》中的犰狳就是今天美洲特有的犰狳的话,那我们就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尴尬,要么我们亚洲大地上曾经存在过这种动物,要么我们的老祖宗莫名其妙的去美洲考察过。无独有偶的是,一位类似旅游者的美国人亨利·艾特·墨兹,她徒步走过了一条条山脉,得出一个怪异的结论,说东山经在美洲。(详见《淡淡的墨痕》一书)

  “第一列山脉,起至今美国怀俄明洲,至得克萨斯的格兰德河止,共12座山,将古华里换算为英里,与《东山经》中第一列山的距离完全相符。第二列山脉,起于加拿大的曼尼托巴的温尼泊,止于墨西哥的马萨特兰,共17座山,距离与《东山经》第二列山脉相合。第三列山脉是沿海岸山脉的太平洋沿岸,完全走太平洋海岸,起于阿拉斯加的怀尔沃德山,至加州的圣巴巴拉,共9座山,距离也与《东山经》的第三列山脉相符。第四列山脉,起于华盛顿州的雷尼尔火山,经俄勒冈州到内华达州北部,共8座山,距离与《东山经》第四列山相合。”

  对照中国地图出版社的《最新世界地图册》,可以认为亨利·艾特·墨兹的考证基本上是符合东山经的。不过东山经第一列山脉,她承认有将近200英里的误差,不是完全相符的。我认为她的考证是错的,我大致估计在阿拉斯加的布鲁克斯山脉,山脉总长八百余公里,与东次四经“八山,一千七百二十里”相符,而且山脉走向基本上是东南方向,与《山海经》相符;最重要的是“东次四经之首,曰北号之山,临于北海”,亨利·艾特·墨兹认为起始于华盛顿州,这和“临于北海”是相悖的。

  另外,在东次山经中,这几乎是一个航海或水运的经典案例,“南水行八百里,曰歧山”,“南水行七百里,曰诸鉤之山”“南水行七百里,曰中父之山”“东水行千里,曰胡射之山”“南水行七百里,曰孟子之山”。“凡九山,六千九百里”,完全是水行,古人简直在毫不掩饰的展示他们在水运方面的高超技巧。他们是顺水漂流,还是用竹筏子航行千里?还是在梦中神游见到了类似于小兔子的犰狳?这里肯定存在着不对劲的地方。

  前面我们曾对于《山海经》中“多水,无草木”的现象作出过分析,得出如大洪水、大旱灾或大爆炸之类大灾难的变故造成了这一怪异现象的结论--《山海经》记载的是一个大灾变之后重新复苏的世界。再来看一个例子,西次一经记载:“黄山,无草木,多竹箭。盼水出焉,西流注于赤水,其中多玉。有兽焉,其状如牛,而苍黑大目,其名曰(敏牛)。有鸟焉,其状如枭,青羽赤喙,人舌能言,名鹦鹉。”这里提到竹箭,竹箭檀柘为生长于山麓和平地的树木。我们为什么要特别强调竹子?这至关重要!竹子是这个世界的奇迹!1945年日本广岛和长崎的原爆,地面留下了严重的核辐射隐患,人们惊讶的发现在爆炸中心的周围区域,动植物几近绝迹,唯独竹子存活了下来!现在我们再看多水无草木的黄山(未必是今天的黄山,可能只是同名)上,却只有生命力顽强而生长奇快(成村只不过四五年时间)的竹子,就丝毫不觉奇怪了。

  海内外学者关于《山海经》的地理研究众说纷纭,有“云南圈”“两河流域圈”“中国圈”“亚洲圈”“世界圈”等多种说法。大家各执一词,似乎都有道理。

  在这里,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大陆漂移说的起源:早在公元1620年英国人培根就发现,在地球仪上,南美洲东岸同非洲西岸可以很完美的衔接在一起。到了1912年,德国科学家魏格纳根据大洋岸弯曲形状的某些相似性,提出了大陆漂移的假说。经过数十年后,大量的研究表明大陆的确是漂移的。人们根据地质、古地磁、古气候及古生物地理等方面的研究,重塑了古代时期大陆与大洋的分布。大约在2.4亿年前,地球上的大陆是汇聚在一起的,这个大陆由北极附近延至南极,地质学上叫泛大陆。在泛大陆周围则是统一的泛大洋。此后,又经过了漫长的岁月,泛大陆开始解体,北部的劳亚古陆和南部的冈瓦纳古陆开始分裂。大陆中间出现了特提斯洋(1.8亿年前)。此后大陆继续分裂,印度洋陆块脱离澳大利亚-南极板块,南美陆块与非洲陆块分裂;此时的印度洋、大西洋扩张开始。到了6千万年前,已经出现现代大陆和大洋的雏形。以后,澳大利亚裂离南极北上,阿拉伯板块与非洲板块分离,红海、亚丁湾张开,形成现代大洋和大陆的分布格局。(以上资料摘自中国科普博览,大陆漂移说)

  根据现有地理常识,最近的地质变迁年代恐怕也要在几万年前,如台湾海峡,在4万年前东海大陆架是一片滨海平原,在3.3万年前后,大陆架被海水淹没,又过了3000年,发生海退,经过1.5万年的变迁,海平面到最低点,比现在低130~160米随后海平面再次上升,在7000年前,海平面接近了现在的高度。也就是说一万五千多年前的海岸线比现在偏东600多公里。如果《山经》的记载是真实的话,那它所记载的绝不可能是在7000年前,而是在发生地质变迁之前的更久远的以前。

  在上古时代,整个世界是连成一块大陆的,四周被海洋围绕。虽然这种学说科学证据非常多,而且新生的“板块构造学说”解决了魏格纳的一些错误理论,使“大陆漂移”几乎成为不争的事实,但还是有一些异常艰难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那就是“陆桥”理论的绝望!陆桥是这样被猜想出来的,如:南美的圣克鲁斯第三纪地层中找到了有袋动物的化石,它不但同澳大利亚的袋鼠很相似,而且比澳大利亚发掘到的袋鼠化石更古老。一种与袋鼠有“亲戚”关系的有袋动物负鼠,迄今仍生活在南美洲和中美洲的热带地区。这些动物既不会飞又不会游水,无法跨海涉洋,它们的祖先又是怎么从遥远的美洲来到澳大利亚的呢?所以学者们推测,在几百万年以前的第三纪,澳大利亚和南美洲之间有一个陆桥相连,袋鼠正是通过它从南美到达澳洲的,后来陆桥沉没了,两个大陆之间的联系就中断了。

  19世纪,因为类似的情况很多,所以奇特的陆桥说纷纷登场,几乎每个大洲和一些大的岛屿之间都被假设有陆桥相连;而最可笑的是,后来绝大多数陆桥都因地质变动而沉入海底,无迹可寻。著名的陆桥说有,亚洲、北美洲的白令海陆桥,非洲、南美洲的南大西洋陆桥,印度、马达加斯加岛的雷牟利亚陆桥,南美洲、南极洲和澳大利亚的南极陆桥等。大陆漂移说可以解释1.2亿年前不同大陆的物种亲缘关系,却没法解释新生代(距今7000万年前)以后的物种,所以陆桥成了古生物学者们的救命稻草。但在前面,我们用蜂鸟、淡水鱼等问题质疑过这种陆桥说了,最终指向导致陆桥说矛盾根源的盘古大陆分裂时间表。

  做一个荒谬的假设,曾经的地球很小,盘石大陆就是那时的地球外壳,美洲、亚洲还连在一起,后来地球膨胀了,就像人长大一样,如果还穿着童年的衣服,那衣服就会被撑破,所以盘古大陆就如被撕裂了般的分裂开了。这个“地球膨胀论”其实早在很多年前就被科学家打入冷宫了,因为这个理论太粗糙,在膨胀原因、挤压构造和构造运动周期性方面都给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据。不过今天是重提“地球膨胀论”的时候了,否则你无法解释美洲、亚洲物种之间的相似性,与其设想鬣晰、花鼠跨越白令海峡,还不如设想盘古大陆(球壳型)在几万年或几百万年前分裂更能让问题迎刃而解。

  还有更令人吃惊的,“禹曰,天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中山经》)这句话我们看起来当然是荒谬的,我们知道地球半径是6378公里,从南极到北极的周长大约4万公里。可以根据禹说的话来做一个计算,那时候地球的半径=14000\3.14=4459公里,这是多么荒谬?那时候地球的半径比现在要小2000多公里,这可能吗?再计算一下那时候地球的表面积4×3.14×4459×4459=2.5亿平方公里!我们知道现在陆地的面积是1.5亿,海洋面积是5.1亿,禹肯定是在胡说八道!但是且慢!这样胡说八道的人并不只一个,还有一个人,他就是提出“地球膨胀理论”的杨隗,直到他的这一理论在美国的《大自然探索》杂志发表后,他才真正被重视起来,美国人誉其为“杨氏理论”。杨氏理论简单的说就是,地球从半径3000多公里膨胀到今天的6378公里。那么禹所说的数据,很可能恰好是地球膨胀过程中的一个时期!

  杨隗画过一张“四曲线图”--第一根曲线,地球上已知的造山运动曲线:波峰,表示造山运动的高潮期;波谷,表示造山运动的间歇期(即相对静止期)。第二根曲线,地史上的古生物灭绝与新物种出现曲线:波峰,表示古生物灭绝期;波谷,表示新物种出现期。第三根曲线,地球上已知的大冰川期与是冰期曲线:波峰,表示高温的间冰期;波谷,表示低温的大冰期。第四根曲线,地史时期地球膨胀周期曲线:波峰,表示地球膨胀高潮期;波谷,表示地球膨胀间歇期(即相对静止期)。

  将这样四根曲线画在同一张纸上,人们会立即看到一种“巧合”,即所有曲线的“峰巅期”在时间上完全对应;所有的“峰谷期”在时间上也完全对应。这就是说,但凡生物大灭绝发生的时候,必是地球上那一时期造山运动正盛的时候,大洋发生膨胀的时候,全球气候正处于高温的“间冰期”时候;而但凡新物种产生的时候,又必是那一时期全球造山运动高潮过去,地球进入大地结构运动相对静止时期,大洋扩张也趋于平静,全球气候进入低温的大冰期的时候。

  杨隗是用这个理论来解释恐龙的灭绝原因的,但好笑的是这个理论正可以非常贴切的解释《山海经》。根据杨隗理论,《山海经》正是造山运动刚过去,全球进入低温大冰期,在劫难之后万物复苏的时代,所以才有“地不定,草木无所植”造成大量山脉有水有兽却无草木的怪异现象;另外《山海经》中的长毛犀牛和大象的存在也正符合“低温大冰期”的特征。是不是很恐怖?荒诞的《山海经》竟然禁得住最前沿科学理论的检验!  


 

四、政教卷杂论

  《山海经》中有许多关于祭祀的描述,那么现在我要问一句:他们为什么要祭祀啊?聪明的人会回答:“求生存、保平安,图个心理安慰,这是迷信。”按说,几千年前的蒙昧人类,饱受野兽困扰与自然灾害折磨,产生这种畏惧的心理是正常的,他们觉得有上天与神祇主宰命运,所以拿出祭礼来贡奉也不奇怪。比如我们知道,在农村的祭祀,往往就是一群农民出资盖个小庙,然后每家拿出祭祀的礼品祭祀,顶礼膜拜一番之后,祭品最后还是被拿走自己吃掉。农民们一点也不蠢,祭祀的心意到了就行了,天神是不需要这些东西的,还是凡夫俗子自己消受吧。既然如此,我们要问,天神需要我们祭祀吗?是天神自己开口的吗?或者是自命能为天神代言者说的?那个人只能是祭司!

  那么祭司为什么要非常严格的要求每一个老百姓都要祭祀天神,而且对祭祀提出了严密的规则呢?看一看《山海经》中,提得最多的就是祭祀方法!如“凡鹊山之首,自招摇之山,以至箕尾之山,凡十山,二千九百灵里。其神状皆鸟身而龙首。其祠之礼;毛用一璋玉瘗,糈用稌米,一壁,稻米,白菅为席。”坦白的说,如果这些山神不是野兽,那么对这些稻米牛羊不会有任何举,但《山经》非常严格的规定了数量标准,你不用多祭祀,但祭祀少了也不行。再看“凡《西经》 之首,自钱来之山至于騩山,凡十九山,二千九百五十七里。华山冢也,其祠之礼;太牢。羭山神也,祠之用烛,斋百日以百牺,瘗用百瑜,汤其酒百樽,婴以百珪百璧。其余十七山之属,皆毛特用一羊祠之。烛者,百草之未灰,白蓆采等纯之。”这段中的祭礼简直太苛刻了,不但要百牺,还要酒百樽,及百瑜、百珪、百璧。这不是祭祀,简直是在上税。

  那么现在我们再想一想,祭祀过后,这些祭礼是可以各自拿走的吗?祭司一定会说:“不行,你心不诚!”那么这些祭祀就摆在这么任几吹雨打烂掉吗?米稻牛羊还罢了,连玉璧也扔了?当然不会,祭司不会那么傻,他自然会收起来自己享用。当然,我们知道祭司始终是权力统治的一部分,他是需要上缴给统治者的。像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就提到过这类问题,“轮收”或“管头”“轮流替祖宗收租,这部分租子,有一小部分用在祖宗的祭祀上,大部分落在管头的荷包里”,这种“税”叫“祠堂蒸尝费”。显然初民们祭祀山神的过程中,也是要出这种“蒸尝费”的,而大部分肯定都落入了祭司的荷包。想想那个时代大概也只能如此,以这种祭祀的方法来代替税收,作为国家或部落财政收入的重要部分。

  也许这个观点太过叛逆,会让人不舒服,不过只要观察一下我们身边的祭祀活动,种种祭天、祭地、祭神、祭祖,五花八门,但《山海经》中却不祭天、不祭地、不祭祖先、也不祭雷公电母、风雨河伯,他们只祭山神。为什么山神的威严会超过天地之威与帝祖之灵,成为绝对必需祭祀的对象,这的确是个很诡异的现象。《山海经》中记载了441座山,25个山系,似乎有山的地方就会有祭祀山神的传统,而其中许多地方的山神除了“龙身鸟首”“人面蛇身”外似乎也没什么特别的本领,为什么初民必须祭祀他们?我们再细看一下《山海经》,几乎是每座山一个山神,唯“太行恒山、高是二神用火食也”。这说明了这些神根本不是什么在长期演化中形成的神圣崇拜(否则就会形成五花八门的祭祀对象,如有的崇拜鸟兽,有的崇拜日月),而是一种整齐划一的规定下的产物,可说是一种“行政制度”!前文提到“帝江”时我们说过,“神”通“申”,在这里不是“虫”的误认,而代表了主持祭祀的官吏,《说文》中有解释:“申,神也。七月阴气成体,自申束,从臼,自持也,吏臣辅时听事,申旦政也。凡申之属皆从申。”《山海经》中的“神”皆是主持祭祀的官吏,也可能同时是部落中的高级祭司。

  《西山经》中的“神”是很令人伤脑筋的,如西王母、英招、陆吾等的出现。先看西王母,“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这是一个神格非常强的描述。所谓“五残”,晋代郭璞解释为“五刑残杀之气”,更有人解释为西王母是掌管瘟疫和生死的凶神。其实“五残”在古籍中记述颇多,但无一例外都是关于星算历法的。如房玄龄的《晋书》天文志中,五残(又名五鏠)是二十一种妖星中的第十二种,“彗星散为五残”,也就是说五残象征着毁败的迹象;魏徵的《隋书》天文志中也有类似描述:“填星之精,流为五残、六贼、狱汉、大贲、炤星、绌流、弗星、旬始、击咎。一曰五残。或曰,旋星散为五残。亦曰,苍彗散为五残。故为毁败之征。”填星(又名镇星,通假)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土星。这下意思明确多了,西王母很可能就是个主管天象的天神,或者说一个天文官兼祭司。另外,崔永红在《也谈西王母》一文中讲到了羌族(青海同仁县土族)现在还流传着一种“蓬头乱发脸上涂妆成老虎形状,口角边挂着虎牙,身上画成虎纹,腿部画上豹纹,臀部绑上豹尾,手舞足蹈,大声吹口哨”的舞蹈,活脱脱是西王母的传人。

  接着再看昆仑之丘的“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时”的神陆吾。何谓“九部”?这仍然是星算历法的概念,中国曾有部星算书叫《九部续》,松赞干布曾专门派人到长安来学过。这个陆吾神可能也就是个管管季节时令、星算历法的历官,装扮跟西王母相类。其他长乘神、白帝少昊神等,也都与此相类。

  怀疑《山经》是后人伪作的一个关键之处在于对铁的诘问。我们知道,关于中国何时开始使用铁器的观点,一说是在春秋末叶,一说则推前到西周、东周之交。而《山经》中频频提到“铁”,那么至少需要证明在大禹时期就已开始使用铁器了。

  《中山经》结尾有一段,“禹曰:天下名山......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十。此天地之所分壤树谷也,戈矛之所发也,刀铩之所起也,能者有余,拙者不足。封于太山,禅于梁父,七十二家,得失之数,皆在此内,是谓国用。”之段话显然是胡说八道,《五藏山经》中提到“铁”的地方总共才四十来处,何来“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十”?这个夸大了近百倍的数字是怎么编造出来的?又为什么要编造这样的谎话?再去检索一下《山经》,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南山经》《北山经》竟然对“铁”都从未提及,而《西山经》《北山经》中各提到八次,《中山经》提到二十余次之多。

  有两种可猜测,一种是脱简太严重,漏掉了几十万字,提到铁的经文都漏掉了,这是造成误差的一个原因。实际上这不可能,因为结尾还有一句“《五藏山经》五篇,大凡一万五千五百三字 ”,可见字数不会相差太多,如果出铁之山真有“三千六百九十”那至少要多出几万字来。也可见写这一结语的人懂得查数,他所说的“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十”必定另有根据!每二种可能即“另有根据”,他是根据“禹曰”来记述的,而不是根据经文的统计数字。那么禹又是怎么判定的呢?此刻我们发现一个怪,就是禹并没有根据地理普查的结果来确定铁矿山有多少,而就是知道出铁之山有三千六百九十,但地理普查的结果却只有四十余处。前面说到太华山的高度时我们也提到过这个问题,似乎禹具有超于同时代蒙昧人类的知识。

  换个朴素的比喻,如果让你去非洲领导一群土著,你想要教会他们探矿,他们只能学会一点儿皮毛,你让他们去普查非洲有多少铁矿,他们能找到你说的千分之一就算不错了。这就是导致《山经》前后矛盾的原因。如果说禹是胡诌的,那么我们又从前面关于“天地东西两万八千里”证明了他说的话是靠谱的,经得起科学的验证。那么既然禹不可能是从实践中得到这些知识的,他的知识又是从哪里来的呢?那只可能是“继承”来的,至于继承自谁,是史前文明?还是外星人?那就且待后来者分解,不是我们应该讨论的话题了。  

  其实关于这个话题还有许多许多话可说,比如说冶金史上,一般都是先有块炼铁,然后有生铁,比如说欧洲,从块炼铁发展到生铁用了2500年,而中国极度奇怪,块炼铁与生铁几乎是同时出现的,春秋晚期就有了生铁,那块练铁的历史不往前推个几千年是不可置信的,而现在唯一缺乏的就是证据。所以就算禹有着超前于同代人的知识,知道铁铜是制作兵器的好材料,但要教会初民们使用还需要很久很久的时间。当然,初民们用铁矿粉作颜料画画也是一种说法,这都值得深入思考。

五、《海荒经》神话体系综论

  如果说《五藏山经 》的描述多是可信或朴实的,那么《海经》和《荒经》则显得过于荒诞不经了。《山经》完全可以称作是地理性著作,但若把《海经》《荒经》也当作地理性著作就大谬不然了。袁珂《山海经校注》中的一段感悟提醒了我,“山海经所谓‘尸’者,大都遭杀戮以后之景象”。但袁珂并没有深入思考,为什么“尸”如此频繁的出现在《海经》《荒经》中?《海经》《荒经》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描述死亡的景象?我们前面曾提到过,《海荒经》也许就是专门记载人物死亡及刑罚故事的著作。

  《大荒经》是《海内经》《海外经》的综合卷,成文应该最晚。暂以《海内经》为例,我们来看一看其中一些经典的死亡素描:“贰负之臣曰危,危与贰负杀窫窳。帝乃梏之疏属之山,桎其右足,反缚两手与发,系之山上木。” (《海外西经》)“据比之尸,其为人折颈披发,无一手。”(《海外北经》)“王子夜之尸,两手、两股、胸、首、齿,皆断异处。”(《海外北经》)。这三段都描写了一些真实而恐怖的死相,为什么一部地理著作会费尽心力来描述死亡景象?这绝对是不可思议的,唯一的解释只可能是:它根本不是什么地理著作。

  再看《海外经》:“女丑之尸,生而十日炙杀之。在丈夫北。以右手鄣其面。”(《海外西经》)“奢比尸国在其北,兽身、人面、犬耳,珥两青蛇。一曰肝榆之尸,在大人北。”(《海外东经》)我们前面所见到的“尸”无一例外都是尸体,而这个“奢比”却是一个“尸国”,一个死尸之国?不觉得可笑到家了吗?幸好还有《大荒经》的修正,“有神,人面、犬耳、兽身,珥两青蛇,名曰奢比尸。”(《大荒东经》)在这里又把“它”当神了。那么它到底是什么?死尸?神?还是国?

  现在我来回答:它是一幅画,而大家都在瞎猜,才猜出了这么多荒谬的说法。就像一个笑话,说大仲马有一次去德国,想吃蘑菇,但不会说德语,于是他就画了一幅画递给侍者,结果侍者给他拿来的是一把雨伞。图画这东西是非常不精确的,《海经》《大荒经》的作者就是对着图画瞎猜,有些他们猜对了,如女丑、王子夜、危、据比的尸体,但有些他们就搞不清楚了,像这个“奢比尸”;从他们的描述来看,奢比的死状并不明显,所以我怀疑画上稍有注释,例如“奢比之尸”的字样,但是《海经》《荒经》的作者体会不得死亡的意境,于是自作聪明的改成了“奢比尸国”

  我的这一假设是否成立,可以看看是否能经得起其他事例的检验。“有神,人面兽身,名曰酃之尸。”(《大荒东经》)“有人方齿虎尾,名曰祖状之尸。”(《大荒南经》)“有人衣青,以袂蔽面,名曰女丑之尸。”(《大荒西经》)“有金门之山,有人名曰黄(女巨)之尸。”(《大荒西经》)“有人无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尸。”(《大荒西经》)看来《大荒经》对《海经》的修正是相当必要的,它澄清了很多对图画的误解,它明确的指出了那些“画”绝大部分是尸体的素描,比如“夏耕之尸”就很显然是个无头的战士死尸。再看一个《大荒经》也搞不清的,“有人名曰吴回,奇左,是无右臂。”(《大荒西经》)如果孤立的看,绝看不出这是个死尸,甚至可能会以为这是个独臂神人,但联系上下文来看,就可以很容易接受他是被砍掉了一只胳膊的死尸。

  由这一假设出发,我们现在便开始我们最惊心动魄的旅程吧,那就是--死亡之旅。   

  “后稷之葬,山水环之。在氐国西。”(《海内西经》)“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羿射杀之。在昆仑虚东。羿持弓矢,凿齿持盾。一曰戈。”(《海内南经》)“狄山,帝尧葬于阳,帝喾葬于阴。吁咽、文王皆葬其所。”(《海外南经》)“刑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海外西经》)“共工之臣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为泽溪。禹杀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树五谷种。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为众帝之台。”(《海外北经》)“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海外北经》)“务隅之山,帝颛顼葬于阳,九嫔葬于阴。”(《海外北经》)

  讲述的无不是死亡,后谡、凿齿、尧、喾、吁咽、文王、刑天、相柳、夸父、颛顼、九嫔,讲的都是他们的死因或葬处。这是每个人都有所忽略的,《海经》《荒经》讲的就是这些有名有姓的历史人物的死因或葬处,它根本不是为地理而著,为祭祀或“警示”而著!前面我们讲到了汉宣帝时从石室中掘出一具双手反缚、跣踝披发的尸体,刘向说起《山海经》中的危就是这么被杀的,于是一时人人争学《山海经》,可见《山海经》具有真实性。《海经》《荒经》成书年代较晚,应在夏殷以后,因为海荒经中都提到了夏启,自然不可能成书在夏代之前,所以他们的述图之作必然有讹误谬传,其荒诞不经之处多半正是出于自作聪明的“修正”的结果。

最古老的连环画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假设古人要用图画来记述一段故事,他该怎么做?其实他们就是人类的童年,而童年最大的乐趣只怕就是看连环画了。以《海外南经》为例,我们来看看其中到底在讲什么故事?

  《海外南经》中我们最熟悉的故事就是“羿杀凿齿”,应该怎么画呢?至少应画上羿弯弓搭箭,再画上凿齿被射死的样子;那么羿手中的箭射在凿齿身上的哪个部位呢?脑袋、胳膊、肩膀、大腿还是胸口?我们就当是射在胸口吧,那么就应该在凿齿的胸口画上一根箭!“贯胸国在其东,其为人胸有窍。一曰在臷国东”(《海外南经》)那么对这篇我们就可以读解为:“贯胸国”其实就是一具被一箭穿心的尸体,是被羿所射杀的凿齿。这是巧合吗?还是图画的作者本就是在描述一个连贯的故事。描述事件还应该有时间、地点,羿杀凿齿是在何时何地?白天黑夜?山东河南?《海外南经》中记述了一大堆羽民国、比翼鸟、不死民、二八神、三苗国、长臂国等等,这些都和这个故事有关联吗?

  先看蜮民国,“臷国在其东,其为人黄,能操弓射蛇。一曰臷国在三毛东。”射蛇?当然不是,弯弓搭箭的正是羿,而他瞄准的是凿齿,只是被海荒经的作者误会了,可能是把图画上的蛇或河流什么当成了目标。于是羿被附会成了“蜮民”,其实羿的发音也与蜮很相似,远古史官多是口述,那时没有文字或文字不普及,在传述过程中以讹传讹也就难免了。再看比翼鸟、长羽毛的羽民国、长翅膀有鸟喙的讙头国、一条腿的毕方鸟(我们知道鸟类睡觉时往往睁一眼闭一眼、缩起一条腿“金鸡独立”,如果画成图画很可能就成为只有一条腿了)。“讙头,有翼,鸟喙,方捕鱼。”图画上的讙头鸟正在捕鱼,那么比翼鸟呢?我们想想看,只有“一条腿”的毕方鸟当然不能飞,只有睡醒之后变成两条腿且张开翅膀才可能飞行,这应该就是“比翼鸟”的由来了。再确认一下,二八神“为帝司夜于此野”,一群守夜的“官”?当然不可能,倒正像夜晚鹤类睡觉的情景。“此野”又是哪里呢?在《海外南经》中只提到一个“野”,那就是“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羿射杀之。在昆化虚东”。由此可见,每一幅图画都紧密关联着整个故事情节。

  接着分析,弯弓搭箭的羿应该是什么样子呢?双腿并拢,还是骑马蹲档式?不会射箭的想象一下也可以知道,一只脚前一只脚后才容易发力,再稍稍蹲一点,那画出来的样子是不是就很容易被认为是“交胫国”了?那“餍火国”又怎么解释?“餍火国在其国南,兽身黑色。生火出其口中。一曰在讙咮东。”这委实有点像玩杂技的。其实《海外经》与《大荒经》基本上是对应的,《大荒经》对《海外经》作了很多修正,例如“有盈民之国,於姓,黍食。又有人方食木叶。”(《大荒南经》)餍火国看起来与这个盈民国没什么关系,但我们别忘了这是图画,图画上画的是一个人口中含着树叶还是在吐火,怕是很难分辨出来的;事实就是,画面上画着的是一只猴子正在吃猴面包,而海经的作者误以为是人在吐火。也许有人会问,树叶有什么好吃的?其实也未必是树叶,非洲人经常吃的猴面包果实就是椭圆形的,画起来与树叶也不会相差太大。果不其然,在吃树叶的画旁便画了一棵树,叫“三株树”,陶渊明应该是看过山海图的,“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便可作为佐证,他描述这三株树的诗云:“粲粲三珠树,寄生赤水阴。”很符合这段描述,所以“株”应为“珠”,“三株树,树如柏,叶皆为珠。一曰其为树若彗。”

  那“三株树”在哪里呢?就在狄山,联系《海内经》《大荒经》就能知道,狄山、岳山、苍吾山都是同一座山,帝尧、帝喾、帝舜都葬在那里。狄山就在昆仑虚附近,这和羿杀凿齿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别忘了羿杀凿齿的寿华之野就在昆仑虚东。猴面包树的原产地在非洲,那里自然很热,而且多是黑人,再看“不死民在其东,其为人黑色,寿,不死。一曰在穿匈国东。”(《大荒南经》)两相对照,这种不死民也是吃树叶或果实的黑人或猴子,完全符合前文对餍火国的描述。至于长臂国、周饶国(即侏儒国)虽然不太明了,但大意也是可知的。再看三苗国,“三苗国在赤水东,其为人相随。一曰三毛国。”这句也不太明白,但郭璞注“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为三苗国”,若联系“尧与有苗战于丹水之浦,使败入南海而为三苗国”,可以把这幅图理解为战败的三苗南迁的情景(袁珂即是此意)。

  其实如果把整个《海外南经》当做一个完整故事来描述的话,应该是羿战胜了凿齿,凿齿的部落被迫南迁。这就是整个《海外南经》所讲述的故事。至于歧舌国、三首国不甚明了,只能待后来人明查,而祝融应为海外南国的地方官。

传说的多重演变

  从连环画的基本概念入手,我们解读海经、荒经就再不会杂乱无章了。但海经、荒经的作者在写作时却是一塌胡涂,他们用各种穿凿附会的传说来解释这幅连环画,不但使连环画的本意尽失,还使得故事越传越神,越解释越荒诞。所以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是必不可少的。以《海外西经》为例,我们来看看传说的多种版本。《海外西经》容量很大,故事也很复杂,还是从最经典的部分开始,即刑天舞干戚。

  “刑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这段描述是这么动人心魄,所以陶渊明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感慨,不过真实情况却怕是没这么浪漫。在《大荒西经》中也有类似的描述,却现实得多:“有人无首,操戈盾立,名为夏耕之尸。故成汤伐夏桀于章山,克之,斩耕厥前。耕既立,无首,走厥咎,乃降于巫山。”《海外西经》和《大荒西经》中这两段描述非常接近,关键语基本相同,都是无首、操戈盾(干戚)、常羊山(大巫山在常羊山附近,见《大荒西经》),另外章山与常羊山音近。可以肯定这两段说的是同一件事,只不过主角是谁上有了分歧,《海外西经》说是刑天与帝,《大荒西经》则说是成汤与夏桀。要知道这两段描述的是同一幅图画、同一个地点、基本相同的情节,那就必然有一个传说是衍生的。那么究竟谁是谁非呢?

  这个问题姑且放一下,我们再来看连环画中另一个经典故事,那就是女丑之死。“女丑之尸,生而十日炙杀之。在丈夫之北。以右手鄣其面。十日居之,女丑居山之上。”(《海外西经》)“海内有两人,名曰女丑。女丑有大蟹。”(《大荒东经》)“有人衣青,以袂蔽面,名曰女丑之尸。”(《大荒西经》)“大蟹在海中。” (《海内北经》)女丑之死在海荒经中可算是浓墨重彩,但这是一些令人费解的话。《大荒东经》说女丑有两人,那表现在连环画上是不是应该频繁的出现两个人?似乎确实如此:“女祭、女戚在其北,居两水间,戚操鱼觯,祭操俎。”(《海外西经》)“女子国在巫咸北,两女子居,水周之。一曰居一门中。”(《海外西经》)也就是说连环画严格的遵照了情节连贯的要求,“女祭、女戚”和“女子国”就是女丑,不过海荒经的作者将她们误当作了不同的人。“一曰居一门中”这句话很有趣,可见海荒经的作者有多个,他们或许都是学官,对于画上两个女子到底是在“水中”还是“门中”有了不同的理解分歧。其实女丑是在海中,当然是在海岛上并“水周之”,而非“门中”。

  女丑之死似乎很符合十日并出、羿射九日的传说,但实际上海荒经中对死亡景象的描述都是十分朴实的,怎么会出现射日这么离奇的神话呢?我们不妨再做一个大胆的假设:“日”即“鸟”!汉代画像砖上常有三足乌,它们在西王母的座旁,也即是传说中为西王母取食的青鸟。那么这个似设成立吗?“女祭、女戚在其北,居两水间,戚操鱼觯,祭操俎。(次鸟)鸟、(詹鸟)鸟,其色青黄,所经国亡。在女祭北。(次鸟)鸟人面,居山上。一曰维鸟,青鸟、黄鸟所巢。”(《海外西经》)“行玄丹之山。有五色之鸟,人面有发。爰有青鴍、黄鷔、青鸟、黄鸟,其所集者其国亡。”(《大荒西经》)毫无疑问,女丑身边都有青鸟,也就是三足金乌,即“日”,“十日”即群鸟云集的情景!由“日”即“鸟”这一重要的假设出发,我们就可以解决绝大多数令人费解的难题,如夸父追日、羲和浴日等问题。海荒经的作者可以分辨图画中单个的青鸟,却把集群的青鸟当作了“日”。可以猜想一下,女丑死后,必然会引来猛禽在天空盘旋,很容易形成“十日在天”的情景。“汤谷上有扶桑枝,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海外东经》)只要看看三星堆二号祭坑出土的青铜树就明白了,这棵树高3.95米,枝干分三层,每层有三枝,每枝上立着一只铜鸟,总共十只铜鸟;更重要的是,铜树上的鸟是一张鹰嘴,那是绝对的猛禽。

  女丑因何而死?《海外西经》中没有给出更详细的说法,我们不妨先放下这个问题再来看看另一段故事:“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海外西经》)“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大荒西经》)“大荒之中,又有登备之山。”(《大荒南经》)这两段海荒经对比理解起来很简单,总之就是十巫在上山下山。哪为什么要上上下下?是求雨、祭祀还是治病救人?《海内西经》中给出了答案:“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药以距之。窫窳者,蛇身人面,贰负臣所杀也。”这就是一幅群巫围着窫窳拿着药想救他的场景。综合以上场景,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大致的情节脉络了:窫窳被杀,群巫拿着药来救他,但看来没救活;既然死了可能就要祭祀,这时“操鱼觯、祭操俎”的两个女丑出场了,她们的身份自然就是祭祀了。

  画面上有一个舞蹈场面,也许就是群巫或女丑在跳舞祭祀,却被海荒经的作者再次误解:“大运山高三百仞,在灭蒙鸟北。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儛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璜。在大运山北。一曰大遗之野。”(《海外西经》)“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饵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开焉得始歌《九招》。”(《大荒西经》)开即启,汉景帝名启,这是汉朝人在校注的时候为了避讳改的。从这里可以看出舞蹈的场面还是不小的,海荒经的作者不知道这幅图画的是什么,于是就把夏启始歌舞的传说附会了过来。而女丑究竟因何而死呢?这个问题还是弄不清楚。不过在女丑的尸体旁还有一个“丈夫国”或“君子国”,“丈夫国在维鸟北,其为人衣冠带剑。”(《海外西经》)“有东口之山。有君子之国,其为人衣冠带剑。”(《大荒东经》)凶手的画像应该在被杀者图画之旁,这个“丈夫”或“君子”就是最大的嫌疑犯。

  其他“一臂国”“奇肱国”“长股国”等显然都是死尸。“一臂国”与“奇肱国”加起来正好是一具完整的尸体,似乎是一个人被劈成了两半,也许正是“丈夫”的利剑造成的;“长股国”似乎很相符于“披发反缚,械一足”的危的尸体,也许是画的镣铐栓脚却被误认为了“长股”。再说“贰负”与“形天”字形相去不远,可能海荒经的作者传抄有误,个人认为“帝杀形天”即“帝杀贰负”也。当然还有“三身国”“肃慎国”等不甚了了,未能知其意也。

  归纳起来《海外西经》的故事大约就是:贰负杀窫窳,帝杀贰负,群巫救窫窳,女丑作祭,女丑又死了。

最简单的神话

  在《海外北经》中有几个非常经典的传说,如夸父追日、禹杀相柳、黄帝女魃、钟山烛阴等,我们先从其中最著名的夸父追日入手来看看。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海外北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有人珥两黄蛇,把两黄蛇,名曰夸父。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将饮河而不足也,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乃去南方处之,故南方多雨。”(《大荒北经》)这两段的说法有些差异,海经说夸父是渴死的,荒经说是被应龙杀的,但相同的地方在于“与日逐走”上。为什么夸父要做这种与太阳赛跑的不自量力之事呢?夸父死前的目的地是“大泽”,那里又是个什么地方呢?“有大泽方千里,群鸟所解。”(《大荒北经》)“大泽方百里,群鸟所生所解。在雁门北。”(《海内西经》)可见“大泽”就是个鸟类生息繁衍的地方,方圆有千百里。前面我们说过,在图画中“鸟”与“日”的画法是相近的,夸父也许并不是在追“日”而是在追“鸟”,所谓“与日逐走”很可能只是个随鸟类而迁徙的过程。之所以要迁徙,可能与羿杀凿齿是同样的道理,是出于部落被打败而被迫北迁。

  再看“博父国在聂耳东,其为人大,右手操青蛇,左手操黄蛇。邓林在其东,二树木。一曰博父。”博父就是夸父,不过一手青蛇、一手黄蛇令人很费解,但看来在那个时代操蛇、戴蛇、乘龙都是有身份的象征。《海外北经》中说夸父“弃其杖”,这里夸父手中的却是“蛇”,那么到底是杖还是蛇?这在图画中应该是不好分辨的。说到杖,在三星堆的祭祀坑中曾出土过一根金杖,总长142厘米,直径2.3厘米,杖上镌刻的图纹包括头戴皇冠耳挂三角形耳环的人头像,鱼鸟勾云纹饰及穗叶形柄等。这根金杖不仅解释了它代表权位,而且还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祭祀及头领人物可能是戴着耳环的。那么我们可以想像,如果这些耳环是半环形的,在画面上看起来也许就很像蛇了。由此,“操蛇”“乘龙”什么的也可以理解为就是戴了一对手环或脚环,或者是为了显示身份,或者是为了消灾祛邪。

  耳环当然有大有小,西藏人喜欢大耳环,有一种“阿龙”,直径有三寸!再如内蒙古赤峰市兴隆洼文化遗址出土的直径6厘米的玉耳环,距今有七八千年历史了。如果把戴这种耳环的人画成图画,我们会看到什么?猪八戒一样的招风耳?“聂耳之国在无肠国东,使两文虎,为人两手聂其耳。县居海水中。”(《海外北经》)“有儋耳之国,任姓,禺号子,食谷。”(《大荒北经》)海经荒经所描述的都是一个大耳朵的人,这幅画就在“夸父追日”的旁边,很可能就是戴着大耳环的夸父。《淮南子》中说,“夸父耽耳在其北方”,耽耳即儋耳,这正好符合了我们的推断。就是这一对大耳环,却衍生出多种不同的解释,真是不可思议!

  “拘缨之国在其东,一手把缨。一曰利缨之国。”(《海外北经》)这句许分歧很多,郭璞说“以一手持冠缨”,袁珂则说“一手扶瘿,瘿即肉瘤”。其实联系上下文就知道,夸父正在用手摸他的大耳环,却被海经的作者误会为在摸脖子上的肿瘤,更进而把“瘿”变成了“缨”,一付大耳环就把“夸父”变成了“拘缨”。“跂踵国在拘缨东,其为人大,两足亦大。一曰大踵。”(《海外北经》)联系上下文,夸父“其为人大”,所以这也是夸父的一个单独画像。

  《海外北经》中没有找到夸父如何被打败而后死亡的线索,我们且放一下,去看看“禹杀相柳”的故事。“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为泽溪。禹杀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树五谷种。禹厥之,三仞而三沮,乃以为众帝之台。在昆仑之北,柔利之东。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面青,不敢北射,畏共工之台。台在其东。台四方,偶有一蛇,虎色,首冲南方。”(《海外北经》)“共工臣名相繇,九首蛇身,自环,食于九土。其所(乌欠)所尼,即为源泽,不辛乃苦,百兽莫能处。禹湮洪水,杀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谷;其地多水,不可居也。禹湮之,三仞三沮,乃以为池,群帝因是以为台。在昆仑之北。”(《大荒北经》)从描述看来,相柳或相繇似乎是个九首蛇身的怪物,其实“九首以食于九山”最简单的解释就是他的九个部下分别掌管着九座山。至于“不可以树五谷”“百兽莫能处”皆不可能是从画面上能看出来的,只可能是出于作者以讹传讹而附会上去的。海经上说“禹厥之,三仞而三沮”,荒经上则说“禹湮之,三仞三沮”,一个是掘一个是填,多可笑的读图?其实画面上就是禹拿着铲子,至于在挖还是在填都是作者自己的理解,总之最后旁边有了池子或有了台。这个故事的内容应该很简单:禹杀相柳,而后治水。

  为什么禹要杀相柳?传说中相柳是共工的臣子,因继续作乱而被诛,但在《海外北经》中还看不出这样的痕迹。我们先放一下,再去看看黄帝女魃和钟山烛阴的传说。“钟山之,名曰烛阴,视为昼,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身长千里。在无綮之东。其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钟山下。”(《海外北经》)“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视乃明,不食不寝不息,风雨是谒。是烛九阴,是烛龙。”(《大荒北经》)“有钟山者。有女子衣青衣,名曰赤水女子献。”(《大荒北经》)“有系昆之山者,有共工之台,射者不敢北射。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叔均乃为田祖。魃时亡之,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先除水道,决通沟渎。”(《大荒北经》)

  这四段很复杂,似乎黄帝女魃与钟山烛阴全无关联,但别忘了,《海外北经》《大荒北经》描述的是同一幅画,在同一个地点上只可能出现一个故事。那答案就只有一个:黄帝女魃就是钟山烛阴!这看起来不可思议,但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这两个传说之间有着微妙的联系,都和风雨有关:烛阴似乎是个万能的风雨之神,黄帝女魃也能止雨,他们在“法力”上看来不相上下。但仅仅如此这幅连环画还根本连贯不上,其中还差了一些线索。

  别急,我们再来看看《海内北经》和《大荒北经》:“有国名曰赖丘。有犬戎国。有神,人面兽身,名曰犬戎。”(《大荒北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父山,顺水入焉。有人名曰犬戎。黄帝生苗龙,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肉食。有赤兽,马状无首,名曰戎宣王尸。”(《大荒北经》)“犬封国曰犬戎国,状如犬。有一女子,方跪进柸食。有文马,缟身(石朱)鬣,目若黄金,名曰吉量,乘之寿千岁。”(《海内北经》)这里提到了一个被《海外北经》漏掉的细节:“犬戎”,这就是对《大荒经》至关重要的修正,它告诉了我们一个确切的事实,那就是--整幅图的容量非常大,《海外经》的作者有意无意的会忽略一些细节,而这些细节造成了我们理解的障碍。

  袁珂认为犬戎国大概是因犬立了功而被封为国,但这解释不了“状如犬”,难道国土的形状像犬?再说一种像狗的动物被称作神,《大荒北经》中还说它是黄帝的直系亲属,实在是很可笑的牵强附会。其实画面上画的就是一种像狗一样的猴子。“蜪犬如犬,青,食人从首始。”(《海内北经》)“环狗,其为人兽首人身。一曰蝟,状如狗,黄色。”(《海内北经》)“戎,其为人,人首三角。”(《海内北经》)人身兽首的狗,怕是只有一种动物能与之相匹,那就是马达加斯加的狐猴,它长了一张狐狸脸,有长尾、短尾之分,长尾能达60厘米,比身体还长,杂食性。这种动物为什么会多次出现在画上呢?再看“有人曰大行伯,把弋。其东有犬封国。贰负之尸在大行伯东。”(《海内北经》)“北海之内,有反缚盗械、带戈常倍之佐,各曰相顾之尸。”(《海内经》)我们终于看到了一线曙光,原来犬戎国的存在就是为了确定“大行伯”和“贰负”的位置。

  其外的“一目国”(一目中其面而居)“柔利国”(一手一足,人足反折)应该都是遭到了比较残酷刑罚的情景,“手足反折”可能是打断了腿,而《大荒北经》却附会成了“无骨”。这两幅图都在大行伯附近,可以说它们的死都和大行伯有关,而这个“牛黎”(柔利)又是儋耳(夸父)之子,也就是说大行伯可能就是杀死夸父的人。这时,我们惊奇的发现,夸父(博父)、贰负的发音竟有些相近,这是巧合吗?难道夸父就是贰负?从图画的位置来看,夸父、相柳、烛阴的图画紧挨着,都集中在昆仑虚附近,在这个狭窄的范围内想要表现出众多的人物和故事情节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最可能的解释就是,夸父、相柳、相顾之尸、儋父(夸父)之子都是同一个人!

  我们再找找别的证据:“钟山。其子曰鼓,其状如人面而龙身,是与钦(丕鸟)杀葆江于昆仑之阳,帝乃戮之钟山之东曰繇崖。”(《西山经》)这个故事与危、贰负合谋杀窫窳的故事如出一辙,不过换成了鼓与钦(丕鸟)合谋杀葆江。我们知道原始传说的演变往往就是这样,主角换来换去,故事情节却没什么变化,好比帝杀刑天、成汤斩夏耕,原始故事只有一个。我们把这个故事再次简化:相柳=相顾=夸父=儋耳=儋耳之子=贰负=鼓;烛阴=女魃;鼓,女魃之子。归结起来,就是女魃之子夸父(贰负)杀窫窳,帝派应龙(大行伯)杀夸父,夸父的部落随鸟北迁。(“魃时亡之,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也从侧面证明了夸父部落被逐北迁的根源。)

  “羲和浴日”的传说太过离奇,因它的存在使得《海荒经》为神话传说的说法永无法推翻。我们现在就来控讨一下这个传说。“上有汤谷。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海外东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孽摇頵羝。上有扶木,柱三百里,其叶如芥。有谷曰温源谷。汤谷上有扶木,一曰方至,一曰方出,皆载于乌。”(《大荒东经》)“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大荒南经》)前面我们说过,“日”即“鸟”,扶桑上的日即金乌,也就是青鸟,在《大荒东经》中“五采之鸟”“三青鸟”是很普遍的。关键在于“浴日”何解?给太阳或鸟洗澡?

  其实在海荒经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浴于渊”:“从渊,舜之所浴也。”(《大荒南经》)“丘西有沈渊,颛顼所浴。”(《大荒北经》)“白水山,白水出焉,而生白渊,昆吾之师所浴也。”(《大荒南经》)这些当然都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洗澡,老子云:“谷神不死,是谓玄牝。”陆德明注曰:“谷,河上本作浴,云:‘浴,养也。’”这就好解释了,养“日”即养鸟,在那个时代,渊、泽应该是绝佳的生活场所,因为有充足的食物,渊泽似乎都已经划分给诸候、百官了,那就相当于封地。如:“神耕父处之,常游清冷之渊。少昊生倍伐,倍伐降处缗渊。”这个“降处”用得好,没有用“游”,所以少了许多误解,可见渊绝不是简单用来专门洗澡的,那是食物的重要来源。

  所以“浴日”理解为驯养水鸟显然要合理得多(还有关于“常羲浴月”之说,疑“月”为“日”之讹,也可能代表如蟾蜍之类的其他动物)。古人的驯养技术显然比今人高明得多,驯鹰捕猎,驯狗狩猎,也能驯虎豹熊貔,更不用说驯鱼鹰了。

后记

  《山海经》是一部驳杂的著作,探究它自然也就要方方面面都照顾到。通过前文的杂乱透析,我们大致有了一些可关联的证据。我们可以初步假定《五藏山经》记载的是第四纪冰河时代末期,当时存在着大规模的新物种,如披毛犀象和各种无法解释的怪兽。在温暖间冰期来临的时候,地质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造山运动或火山爆发频繁,动植物大量灭绝,这就造成了《五藏山经》中大量记载的“山有水无草木”的怪现象。这种假设完全符合杨隗“地球膨胀论”的四曲线图,战国秦汉的人想伪造出这样完全符合科学理论的现象是根本不可能的。

  但《五藏山经》也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疑问,如河流西流、美洲特有的犰狳、大量记述的黑色人种,这不可能是臆想,只能是真正有所见闻之后才有的记载。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五藏山经》所描述的不仅仅是中原地带,而是“世界圈”范围内的地理见闻。《五藏山经》的文字最可信,却也最难论定,因为它的内容详实确凿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每四纪冰河末期的人有如此的跋涉能力和语言文字能力,实在令人无法想象。

  至于《海内经》《海外经》《大荒经》则是图画阐释的三个不同的版本,蒙文通、袁珂等人都认为《大荒经》成书最早,《海内经》成书最晚,观点略有差异。但我的观点与他们正好相反,我认为《海内经》成书最早,《大荒经》成书最晚。三个版本的文字中,《大荒经》叙述得最为详尽,也最为丰满,其中记述了许多《海内经》《海外经》遗漏的图画信息;同样的图画,三代学官在阐释过程中有分歧是正常的,第一代学官的阐释应该是最简单的,《海内经》恰好如此,简略而单调,而《大荒经》对《海内经》《海外经》作出的修正是绝对必要的,可以肯定的说《大荒经》参照了《海内经》《海外经》,因而在记述内容上基本涵盖了后两者的全部文字,只有理解上有所不同。

  至于《海荒经》研究的是几幅图,这很难说,可能只有一幅,也可能有四幅或五幅,我个人倾向四幅之说;如《海内北经》《海外北经》《大荒北经》叙述的是同一幅图,内容逻辑基本上一致,而《海内北经》最简,《大荒北经》最详,这可以看出学官们研究这幅图时由简到繁、由略到详的历史演变。但有一点学官们完全弄错了,那就是这四幅图的内容多是连贯的,而不应该割裂来看,他们却以为一幅图就是单一的一幅图,而没想到将之放在一起连起来看。我初步猜想,也许这些图是分铸在鼎的四面上的(底面不知道还有没有),这就诱导了学官们把这当成了四幅天下地理图。

  关于图画生成的年代,似乎可以与《五藏山经》同时,其实世界岩画史异常漫长,中国的岩画至少也可推至三万至两万年前,有冰川擦痕为证(宁夏大麦地岩画)。当然《五藏山经》的文字和《海荒经》的图画显得异常艰繁而逻辑严密,年代自然要后延许多。至此,我关于《山海经》的探索就告一段落了,许许多多的未解之谜仍在眼前,期冀后来者能有所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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