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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水流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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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国人思维易陷文革式非黑即白  

2011-09-16 08:06:32|  分类: 文学大视野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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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umn poolside 25 Breathtaking Examples of Nature Photography

从北京到纽约:一种“精神分裂”的生活方式
凤凰网资讯:你现在的生活,仿佛是在美国和中国两种生活模式中切换,这是刻意驱动的么?这种生活会不会给自己带来一种兴奋感?

査建英:其实我不是故意的,这是一种精神分裂的生活方式,我完全没有想到最后生活会变成这样子。这些年一半时间在纽约,一半在北京。首先跟女儿上学有关系,再加上我们的研究所总部还是在纽约,我先生也在纽约工作。家庭、职业考虑综合在一起,就变成了现在的状态。

但是,慢慢地,我就很习惯这种方式,过一段时间就需要换一个地方。甚至在纽约住长了会想北京,反之亦然。我最喜欢的两个地方,第一是北京,第二是纽约,有幸在这两个地方安家,很适合我的状态。


凤凰网资讯:让我想起《北京人在纽约》的电视剧。

査建英:对,纽约也算是我的第二故乡吧。

北京是不需多解释的第一故乡。从小生在这,爱恨情仇都搅在一起。至于纽约,在我90年代写的一篇专栏中说:我能想到的全世界的城市里面,最特别的一个。所有人在这里都是外来人,而外来人才是这里的真正主人。她是庞大的、开放的、外来者的家园。

但是美国其他的城市,比如休斯顿,我就不喜欢,因为你总觉得你是这个城市的“别人”,完全没有归属感,像是永远住在一个客栈。休斯顿气候不好,经常闷热,所以大家都呆在屋子里。那里人人都住着很大的房子,却有点像一个“有空调的地狱”,让我老是想着到别处去,离开这个地方。

北京越来越像纽约了。七十年代的北京是一个多么封闭、贫穷的城市。当时我们家一直没出建国门外这个圈,那地方就像远郊一样,周围都是菜地,种的白菜、土豆什么,一下雨就泥泞。我上初中的时候,突然说这儿要建一个友谊商店,是只给老外的,当时见到的外国人都是特权阶层。不到20年、30年的工夫,北京好像“切换”成另一个城市。中国人在开豪车、老外骑着自行车在街上小店淘东西,有种时空错乱的感觉。在这个意义上,北京变得越来越国际化,真的很不容易,也让人感觉越来越舒服。


part02中国的变化,不应该老从所谓的新闻热点中匆忙下结论
凤凰网资讯:你体会到这种两个城市“切换”的感觉,是否也渗入到了文字写作中?

査建英:对,我很希望从人性的角度来告诉外国人,真实的中国、真实的北京人是什么样的。因为美国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们这儿讲“富二代”,他们已经富好多代了。他们的生活变化幅度和当代的中国是远远没法儿比的。

我上个世纪80年代来美国上学的时候,南方小城的美国大学生抽着大麻,讲述他们的故事。他们回忆60年代是社会变化特别激烈、激进的浪漫年代。对他们来说,经过一个60年代就不得了了——反越战、民权运动,之后又变回资本主义年代,大家又开始正儿八经上班、发财。

相对而言,中国的社会变化多得不得了。从我父母那一代的革命经历,到了所谓的文革一代——红卫兵、造反、上山下乡,之后再到80年代,也不过10年的工夫,到90年代另外一台大戏又开演了。

中国人要没有特殊的心理素质,简直是没法想象的,一代人怎么能承受这么多的变化!?而这么多的变化之下,有一些东西我们要用长镜头来看。

实际上,对中国的社会变革而言,我觉得不能这么急。在这100年里,我们已经尝够了激进主义的苦果,我们已经付了很多的学费,好不容易我们找到一个稳健的、理性的发展方式,我们需要很多时间来探讨、来试验,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也是一种中国智慧,西方需要理解。中国的变化,不应该老从所谓的新闻热点中匆忙下结论,我更希望用人的变化来承载,比如几十年的历史回忆录。


part03民主不是一天建成,我不热衷“揭竿而起”的社会变更方式
凤凰网资讯:您比较认同“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智慧,是不是能理解为您不赞同“揭竿而起”的社会变更方式?

査建英:对。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历史上,中国有很激烈的农民起义,非常暴烈,揭竿而起往往很有煽动性。中国人其实是很情绪化的、性子比较急,急性子的人会觉得中国的变化太难了,生活太压抑,压抑到了不公,权力的沉淀又这么深,好像除了揭竿而起、除了彻底的改朝换代,没有任何别的出路。

中国的历史,从秦始皇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国之后,社会的基本制度就没怎么变化过——都是改朝换代,而且改朝换代的方式都是暴力的。改朝换代实际上并没有发生结构性的变化,总是在重复自己。长期看又是一种超稳定结构,而且是毁灭性的,每次到最后总会有一场大灾难。中国有“乱世出英雄”之说,英雄是最后的得利者,可是倒霉的又是谁呢?都是平民百姓。战乱的时候都是死人无数,不是值得我们发扬光大的传统,而到现代中国还是没有彻底走出这个循环。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年。清末已经有西方思想的影响,满清已经在谈是要改良还是改革。结果君主立宪也好、民主宪政也好,都没有成,又是个暴力革命把皇帝拉下马了。

“五四”之后的启蒙,我觉得非常重要,但没有进行下去。你看欧洲的启蒙,前后100年、200年没有大的战争,所以思想启蒙家们能将整个一套历史都整理出来加以现代性的阐释,还普及给民众。但是中国的战争接连不断,内政很混乱,中日战争又是一大劫,之后启蒙的道路被打断了。而激烈的革命,便成了伴随社会进程的唯一方式。

一直到1949年以后我们还在革命,不断革命论,革命还没革到底、革到头。我小的时候就是文革,当时就叫做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真的是史无前例。小时候完全没有书看。去新华书店,从左到右都是毛选,真是把革命革到头了。


part04“文革无意识的沉淀”:中国人容易陷入文革式非黑即白的思维窠臼
凤凰网资讯:你当时也被卷入过文革了吗?

査建英:文革开始的时候我才6岁,很小,还在幼儿园大班。记得连幼儿园阿姨都带着我们小孩,抬着浆糊桶去刷大字报。这样一个社会要把一系列的秩序打翻掉。到后来很多老师都倒霉了,学生起来打老师。这是一种惯性,闹到头了以后所有的规矩都被打破,整个社会变成一种无序状态,各种暴力残杀、各种屈辱又非人的事情发生。

但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说,也有一种解放感。就像《阳光灿烂的日子》表现的,在某种意义上是因祸得福,你也获得了一种自由。比如后来的70后、80后小孩上学,会觉得现在的应试教育负担太重了,整天在过没有童年、准备高考的生活,压力太大了。

但总的来说,文革还是一场巨大的灾难。过了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在你记忆力最好的时候、心灵像海绵一样能够吸收各种知识的时候,没有书可以看、没有学可上。我们那一代在小学和中学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良好的教育,那时候有各种各样的方式自己出去乱借书,像我就是看家里没抄走的书。


凤凰网资讯:文革这10年,它的思想根源能够追溯到哪里?

査建英:文革是一个大题目,从各种角度去看,能看出不同的渊源来。有一种说法,觉得文革是激进主义的余绪,从“五四”激烈的反传统一直连到文革的反“四旧”,这个也有点儿太粗线条了。“五四”时期的反传统,那时候传统是儒教文化、是几千年历史巨大的沉淀。“五四”精英要引进新学,面对这个传统是非常大的障碍。从这个角度他们呼喊、要求个性解放,都是非常重要的。

要把文革的溯源扯到“五四”的头上就有点儿过了。文革的确是反四旧、反传统,但在文革发生的时候,这些传统文化已经砸的够呛了,从1949年以后就没少过。

其他的分析有权力斗争这条线,也可以说是文革更直接的起源,是另外一种读解的办法。至少我相信这两条线都是很重要的维度,原因只会比这个更多不会更少。


凤凰网资讯:有人说你的文字中有“文革无意识的沉淀”,你认同吗?

査建英:我不太清楚他的意思,但是我可以说,文革是我生活经验里边的重大事件。因为它是在我6岁时候发生的,无论从个人、家庭的层面,还是逐渐变成知识分子、一个作家也好,回头再想你的形成期,它都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

也许在我们的反思当中,或者我自己作为写作的人来讲,文字当中会有些不经意的痕迹。比如从理性上,有一段时间我非常反感文革式的思维,大字报、口号式语言,非黑既白、敌我分明的思维方式。但是反感可能也变成了一种情结在纠缠你,近年我才意识到,这个东西的复杂性,你不能百分之百认定它都是负面的。在做了限定词之后,某个意义上对某些人来说,文革也有一种自由和解放的感觉,同样也有某种层面上对平等的呼吁,比如砸烂学校的制度——社会上一些纯朴的个人,会用这个机会把平常的压抑、或者对尊卑秩序的不满释放出来。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在文革之前,中国社会里面长期压抑的情绪。

不应该因为文革的灾难性、反人性的总体局面,我们就把某些合理的情绪一概抹掉。有可能我们自己也不自觉的陷入到非黑既白的思维模式里边。这恰恰是我们在总结文革遗产的时候一定要避免的。尤其是你亲身经历之后,很可能拉不开距离,不能很客观地去看。


凤凰网资讯:你开始渐渐意识到“不自觉的陷入非黑既白的思维模式”,是受了怎样的启发和影响?

査建英:我觉得这是逐渐的过程。1949年以后,家里的人都受过各种各样的苦,不论是抄家、批斗还是下放。要是从个人恩怨的角度去理解,这就有点太小了,人到了一定的年龄,个人恩怨是能够超越的。

我在美国的游学时间长了,和中国有了距离。不同的地理环境和语言是非常重要的,它使得你能够反观。回头想起来,没离开中国之前,我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中国,对中国看的更清楚恰恰是在我离开中国之后。

当然,我说的不是只有中国人看不清楚自己,到了美国才能看清楚中国。美国人也有自己的盲点,他们当世界老大当的时间太长了,他们不知道自己有多“乡气”,因为他们不太需要看别人,都是别人看他们。


凤凰网资讯:你在美国的游学,收获最深的是什么?

査建英:其实我跟美国也是有缘分的。我来的时候是21岁,那时候完全把美国当成浪漫情人,完全是探险的感觉。从封闭的中国出来,觉得美国和欧洲比起来,是更极端、更经典的个人资本主义社会,特别强调个性,对我来说是强烈的体验。

80年代,我还在北大读书的时候,那时大家都住在学校里,都是集体管理。突然到美国,完全没人管你自己在哪儿。从英文很差的起点开始,夏天自己买一辆破车出去打工,挣点钱之后可以出去旅游。非常个人化的生活。

民主的习惯是从这么小的地方开始。学校上课讨论的时候,老师不是告诉你:1、2、3、4、5,这个结论是什么,而是要让你们自己讲——非常尊重个人的感受和意见。这是我在美国生活上很大的收获。

到现在为止我回到中国,发现一些朋友思想上是崇拜民主、崇尚自由,可是在个人的作风上,比如在讨论上都不会听别人的话,永远在表示自己的观点。而且听了不同的意见之后,都会自动给过滤掉了,他们没有吸收不同意见的能力。


part05中国公民社会建立得太晚
凤凰网资讯:中国人现在热衷讨论的一个话题是公民社会,你觉得现代中国,是不是已经具备了公民社会的基础呢?

査建英:我觉得现在才开始讨论公民社会实际上已经都很晚了,早就应该开始了。

公民社会是现代社会特别重要的事情。其实中国传统社会里面是有民间的。民间有各种各样的组织,在外有同乡会、祠堂,在家族里面有乡绅、义学,逢灾年有各种民间的赈灾渠道。民国的时候还有各种各样的教会,以及教会办的学校。

社会主义将很多东西国有化了,是从上到下、一竿子到底的社会系统。其实这种文化反而就单一了,从多元变成一元独大,这对一个健康的、现代社会是非常不好的。这个时候只靠单一的政府,又当爹又当妈,它是管不好的。中国人老是说“父母官”,其实这种心态,都是要靠政府把所有的事情办好,所有的坏事也都怪在政府头上,是相当糟糕的,政府很快就会是捉襟见肘的局面。

中国在30年的快速经济发展之后,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尤其是从经济上跟国际接轨了,在这么复杂的社会里面,没有一个很发达的民间社会,是非常不对称的局面。再不注重这个事情的话,社会结构就会出问题。


part06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是入世的
凤凰网资讯:在今天的中国,知识精英们是否摆正了自己的位置?

査建英:很多人都在问:中国的知识分子现在是不是全都去挣钱了?已经没有知识分子了?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不是都被边缘化,根本没人听他们在说什么?

这两个问题确实点到了现在大家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担忧,但问题本身也有谬误。首先知识分子这个词是西方来的。西方的知识分子,从词义上就强调知识分子是独立的,什么叫知识分子?就是不仅要有知识,而且还有独立的立场和地位。

比如说西方大学的教授是知识分子,因为他要有独立批评的能力,他就要有终身教职,这样就可以不被解雇、敢于批评。如果一个知识分子给奥巴马当副手,可能就不能叫知识分子,只能叫幕僚了。

大家批评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够独立,比如说你怎么能在体制内呢云云,其实根据西方对知识分子的原本定义,所有的国营体制系统里边的学者,都不能叫“知识分子”。

另外一个方面,中国又把“知识分子”这个词语,加了水分淡化——只要是大学毕业生都可以叫知识分子。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好多讨论都太粗线条。粗线条之后会扣一个帽子,得的结论都是不对的、错位的。老话说“正本清源”,要先知道我们在讲什么。

中国的知识分子,本土的词儿里边原来叫“士”,从士大夫这么讲来的。“士”一般来说是通过科举考试有了地位,不管你是进士、举人、秀才,这都是知识上的承认。中国的“士”还是跟做官很有关系的,无论是地方官或者是朝廷官,跟政治都是挂在一起。再加上又有“禄”,一有“禄”就有财产,或者你本来就是个地主。财产给予了经济上的保障,能保证你安心去做学问。

今天我们西化了之后,又把“士”改叫“知识分子”,这里边的概念已经转换了。可我们的传统里又有根深蒂固的“治国、平天下”思想,掺杂以后,已经跟西方经典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差别很大了。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很入世的,进入仕途则遵循孔孟之道;仕途不顺则退居田园,就老庄之道了。

再回到中国现代知识精英的状态,80年代之后知识精英分化相当厉害。80年代的时候,改革刚刚开始,大家都在吃国营饭、体制饭,知识分子可以不用担忧自己的吃穿,都有稳定的单位或者是体制的保障,还可以在那谈哲学、谈知识、做一些批评。可是现在情况就更复杂,相当一部分的知识分子,跟市场结合多了,他的生活跟商业离得很近;另一些人跟政府更近,去政府机构出谋划策,做各种各样政府的课题研究。

1980年代,是诗人、文学家的天下,哲学书都是畅销书。可是到了90年代以后,经济学家、法律学家、工程师们在中国的经济起飞中具有更大的影响力。所以我们不能一刀切地概括知识分子的处境,比如说知识分子更边缘化了。


part07不要把80年代浪漫化
凤凰网资讯:80年代的问题如此纷繁,李陀曾说应该有一门80年代学。如果真的有这样一门学问,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在哪里?

査建英:80年代整个10年,是夹在极度政治化的社会和非常商业化的社会之间,一个短暂的过渡期。因为它的特殊,让很多人对这十年有特殊的情结,甚至有一种说法,应该有一个80年代学。

我写了《80年代访谈录》,但我觉得没有必要夸张它的重要性。它比较短暂、比较脆弱,有一种纯朴的、天真的文化情怀。可是它的根基不深,而且它留下的东西实际上也是非常的良莠不齐。真的能够长久传世的作品,我个人认为很少。

如果从谈论质量的绝对标准来说,它其实是在长久封闭之后、重新开风气之先的一个定位,而不是一个已经非常成熟、丰富、恒久的实体呈现。研究它有必要,但没有必要过于夸张它的重要性和质量。


凤凰网资讯:这10年,是一个很偶然的历史阶段?

査建英:其实这也不是光是中国发生的。你去苏联、去看东欧,在很多这种一度政治化、封闭的社会终于被打破之后,都有这么一段过渡时代。突然有一个爆发式、井喷式的现象,大家突然可以表达个人的感情,而且有一种学习的热情。苏联、东欧、中国都有这么一个阶段,而这一阶段最后被证明都是要过去的。

之后的经济转型一来,马上有新的焦虑,很多东西就被暂时搁置了。比如谈哲学,饭都吃不好的时候去谈哲学,的确也谈不太长。而且文化说实话是一种很贵的、需要被滋养的东西,要是在很匮乏、很贫穷的一个地方进行文化生产,而且还要求文化之花开的特别丰满、特别美丽的话,这也不切实际。从这意义上讲,我们也没有必要就把80年代浪漫化。


part08对于中国的权势阶层,特别需要包容一个异见者、批评者
凤凰网资讯:《80年代访谈录》的第一篇就是对阿城的访谈,他其中讲到了中国社会的知识结构与群体焦虑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一直以怎样的具体方式呈现?

査建英:这两个问题一直存在着。阿城他是深思熟虑的人,是一个有文化观、历史感的小说家。他用知识结构和群体焦虑这两个词来表达整个中国,其实就是提到了现代性的问题。

用学术一点的话讲,自从西方文化来到中国之后,中国原有的文化认同、知识生产的传统——很完整的一套东西突然被打破了。一套新的知识系统进来,它讲科学、讲技术、讲物质文化、讲政治军事文化、讲哲学;它用炮舰打开了中国的门。用黑格尔的话说,中国就没哲学,孔夫子能算什么哲学啊,中国根本就没有真正的抽象思维。

首先因为在军事上的失败,另外一套知识系统进来了。他们不是一个落后民族,他们在文艺复兴之后有一套完整的系统。如何面对现代性的思想?这种知识结构上的转变危机成为整个中国精英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伴随而来的是深刻的焦虑感。像梁启超、章太炎,他们都拿印度说事,说印度已经亡国灭种,成了殖民地,最后连自己的语言都丢了,英文成了官方语言,等于变成英国人的奴隶。这就是中国的前车之鉴,如果不赶上去的话,就会变成印度。那时候这种焦虑在知识分子、社会精英当中是非常深刻的、普遍的。满清结束之后各种思想仍在不断争论,从新学旧学、中体西用到科学和玄学之争;随后党派思想加入,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社群主义陷入纷争,民国等于是在先秦的百家争鸣之后争得最厉害的时期。这也是一个反射,反映当时的焦虑感有多深。

我觉得阿城其实是在说,中国社会的100年,这整场折腾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一直到现在还没有结束?中国人交了很多学费,搞了几十年的革命和运动之后,又改变了一个新的发展路径——开始商业经济建设,往这方面接轨和尝试。

中国这条船太大了,掉个头不容易,一掉头就折腾得惊天动地。所以在这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国人又开始面对很多新问题,焦虑感会随之重新萌生。中国人又开始觉得这国家是不是又弄错了?社会是不是又要乱了?这仿佛是一种无意识的历史惯性,已经不自觉的深入到我们的血液里边。

怎样让中国摆脱这种一贯激烈的、破坏性特别大的尝试,转而采用较为温和的改良建设?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中国很需要借鉴美国——善于包容不同意见的文化。美国人也有好多盲点,但是它的好处在于它容许很多乌鸦嘴的存在。批评不见得都有效,也不见得都到点,可能也非常刺耳,但是它们都有存在的空间。中国的“忠言逆耳利于行”说得很好,但是对于现在中国的权势阶层而言,特别需要包容一个异见者、批评者,不要老觉得我是对的、别人是错的,我是在做好事、别人是在捣乱。这个很需要中国人的自我提醒。


凤凰网资讯:之前《人民日报》评论部也曾撰文《执政者当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您看过么?

査建英:我看到了,写的真是好,中国终于有这样一种大国胸怀。不带沙文主义、客观地看整个世界历史的话,中国的确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我们受了100多年的挫败,周围经常是强敌环伺。这让中国人变得疑心非常重,很容易变得容不得人,无论是自己人还是外面的人说不好听的话,都不能接受。

其实从敌人那儿学习非常重要,虽然难听,但是也是好事,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哪怕你刚一听的时候气得暴跳如雷,觉得这个话简直是恶毒之极,或者是说得非常不公平,但你都应该先冷静下来听一听。毛主席不是说过: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


part09文学之于一个时代的意义
凤凰网资讯:当年跟北岛(赵振开)他们接触得多吗?

査建英:对,北岛那时候是我们的偶像。北岛、芒克、舒婷,他们这些人都是办《今天》杂志的,他们没上过大学,都是工人。《今天》就是70年代到80年代初文学青年中一个最著名的文学刊物,也是油印的。他们经常在紫竹院公园里边搞诗歌朗诵,我们那时都是骑车从北大到城里参加《今天》的聚会,为了这些活动还会逃课。


凤凰网资讯:你怎样看待文学之于一个时代的意义?

査建英:我觉得真正优秀的文学都是直指人心的。文学跟人心、人性有关,是付诸于感情的。尤其是在多媒体时代出现之前,大家只能阅读。阅读是一件最孤独的事情,但是它也能够最广泛的将人联系。某一天你在天涯海角,你看到一本书,觉得和作者心灵相通。实际上你和作者是相隔千里,甚至相隔百年。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能以最大面积的影响覆盖一个社会。我是一个很小就有文学情结的人,虽然现在不是一个文学的时代,但我还是坚定的相信伟大文学的力量是黄金不能比的。


凤凰网资讯:你提到自己是一个有文学情结的人。你在哥伦比亚大学修读文学的时候,夏志清教授之于您的最大启发是甚么?

(编者注:夏志清,1921年生于上海浦东,1948年考取北大文科留美奖学金赴美深造,1962年应聘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文系副教授, 1991年荣休后为该校中国文学名誉教授。2006年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中国现代小说史》)

査建英:他是我一个非常重要的老师。看他那本很经典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也是我想来哥大读书的原因之一。夏老师是我东亚系方面的老师,可能也是因为都是中国人,这种师生关系有更亲近的一层。

我本科北大中文系毕业,但那个时候没看过什么张爱玲的小说。我是因为夏老师这本书才知道张爱玲的,后来找来看,确实很震惊。夏老师有名的就是,他重新发掘了几个之前在大陆文学史里不太受注重的作家,比如张爱玲、钱钟书、张天翼。当然这跟1949年之后意识形态也有关系。他对张爱玲和钱钟书的评价比鲁迅还要好。

夏老师是一个爱憎分明的性情中人。他上课的方式也很有名,不守规矩、没有讲义、想哪儿讲哪儿。有好多人觉得他口无遮拦,有点像老顽童似的。有的学生被他搞得下不来台,所以得罪的人肯定不少。喜欢他的人和不喜欢他的人都很极端。


part10我是一个“男气”的女作家
凤凰网资讯:在你的写作中,会不会有意识去隐藏自己作品中女性作家的身份?

査建英:我的作品的笔触比较中性,相对来说,就是有男性的特质。我曾用英文写了一篇关于我哥哥的文章(《国家公敌》)。被翻译成中文以后,有一个很好的朋友,80年代挺有名的沙龙策划人赵越胜给我来了一封信说:他觉得那篇写的很好,但是这真不是女人写的文章。他那意思就是说,这太“男气”了,怎么能这么冷静地写自己的哥哥呢?!

但我觉得无论男女,其实都是一种阴阳的混合。男人身上有女性的东西,女人身上也有男性的东西。赵越胜的文章就有一种柔情似水的感觉,很阴柔、很感性。我很喜欢他的文章,但自己写就会觉得太感性了,反而不客观。

我们平常容易把男女归类,各种各样的标签贴在男女的头上。女性作家应该是阴柔的、很直觉性的;男性就是应该是刚性的、大气的。但实际上,我觉得任何一个东西如果是单质性的,在我看来就不够丰富、丰满,质感不是太好。就像一种思维方式如果是非黑即白,我们都会觉得它太简单了。你看到一个真实的女人和一个真实的男人,只不过每个人身上阴阳比例不一样罢了。

我很喜欢的很多女作家,比如说张爱玲,很女性吧。但是她的作品里有一种很硬的东西、很狠的东西。她的人生观有时候很黑暗,把人性看的很透彻、很到底。


凤凰网资讯:读您的文章,我感受到有一种很克制的情绪。

査建英:我爸爸是江苏人,为人相当理性。我妈妈就是那种比较刚烈、感性的湖北人性格,所以我就是一个综合体。搞哲学的爸爸经常说我,你这种文学青年式的思维是比较偏的。当时他就说,一个新世纪的人应该懂点理论、懂点科学,不能光凭直觉。他这句话等于预见我后来的成长轨迹。30岁以后我在美国从事英文写作,需要更沉下心来、更客观地去看事情。

但是湖北蛮子的个性也在我血液里头。包括和朋友相处,甚至在录《锵锵三人行》的时候,说到不高兴就会突然大发雷霆,那时脾气就按捺不住的、克制不住地发泄出来。这都是我性情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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